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上级从部队中抽调了部分干部，到地方作政权的组建工作，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是1939年5月下旬跟随景晓村同志从胶济路南八路军四支队调往清河区的。
中共清河特委原打算在邹平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6月初，组建工作正要进行，日寇袭击我八路军三支队，我三支队进行了英勇反击，这就是有名的刘家井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三支队受到了一些损失，群众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战斗发生在邹平县，这给组建邹平县政府的工作增加了困难。在临淄地区成长起来的三支队第十团，在刘家井战斗中没有受到损失，临淄的广大人民群众抗战情绪未受到影响，而且临淄抗战形势一直是比较好的。因此，中共清河特委决定改在临淄县组建清河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临淄县政府。
当时，我们要建立杭日民主政权，离开人民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行的。三支队十团当时在临淄区是一支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的指战员与临淄县的广大群众骨肉相连，团长李人风同志对临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予了很一大的支持。
1939年7月7日，我们召集全县乡长在临淄大夫店召开抗日民主新政权—临淄县政府成立大会。十团团长李人凤同志代表十团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抗日民主新政权的成立，要求全县乡村政权组织在县政J府的领导下，同心协力，组织群众，支援抗战，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了个人决心，表示要为新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提出了新政权成立后的任务.会后，我们发布了抗日民主新政权—临淄县政府诞生的布告。
临淄县政府成立时，我被选为县长，当时县政府设有秘书科、民政科、财粮科、司法科、教育科，后又设了武装科。陈梅川任秘书科科长，房子修任民政科科长，孙敦甫任财粮科科长，王小川任司法科科长，曹希元任教育科科长，许子敬任武装科科长。县政府下辖五个区，张渔任一区区长，刘绍九任二区区长，孟兆宽任三区区长，常秀生任四区区长，孙砚农任五区区长。县政府还设有一个警卫班，约20人。县政府的人员很少，除了警卫班以外，共有20人左右。县政府经常住在大夫店、东单、张王庄一带。县政府的各科不设在一处，县政府人员都是白天集中，晚上分散活动。
临淄县政府成立后，与敌顽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伪县长邱旭东为首的临淄县伪政权，视我新政权为眼中钉，进行诬蔑和破坏。但广大人民群众是热爱和拥护新政权的.伪政权的反动行径激起全县人民的债怒和仇恨。此时，自己不抗日，专门破坏抗日的国民党长于治堂也出现了。此人是一区于家庄人，靠国民党的一纸委任令当了县长。他以国民党县长的“正统”身份出了一张布告，说什么“最近临淄西北隅出现了一个县政府，县长是王兴国，不知何许人也·…”整个布告的大意是，王兴国这个县长没有经国民党的委任是不合法的，唯有于治堂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县长。这个布告在敌人占领的临淄城附近出现后，激起了临淄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起来声讨于治堂这种破坏抗日的反动行径，十团团长李人风同志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以我武装部队的名义通知于治堂，不许他破坏抗日民主政府，并要他立即取消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县政府。从此，于治堂便销声匿迹了。于治堂这个阻力一去掉，我们便可集中精力进行抗日。我们的抗日武装不仅帮助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而且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不受破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要枪杆子来保卫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的首要任务，是为我们的抗日武装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条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在临淄县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挖掘抗日沟，改造地形。罗荣桓同志在1939年春天为四支队干部作的一次报告中，介绍了冀中平原改造地形，挖抗日沟的经验，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将这一经验运用到新政权对敌斗争的实践中去，创造我抗日武装部队克敌制胜的办法。为了将这一任务完成好，我们布置各乡、村分片包干，将所有大小道路全部挖成抗日沟，使之村村相通，构成抗日沟网。在广泛发动群众之后，很快将临淄二、四、五区和广三区(当时这个区归临淄县政府领导)的道路全部挖通了，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抗日沟网。地形经过一番改造，不仅对我军作战有利，而且对群众在故人进犯时安全转移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样以来，大大增强了抗日军民的抗战信心。在此影响下，各县根据地也都挖了抗日沟，在清河区内.抗日沟东西连成了一片。以后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沟也扩大到小清河以北各县。抗日沟的作用尸直延至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沟在我根据地完成挖掘任务后，又从根据地边沿向敌占区逐步延伸。这使敌伪惊慌失措，他们想方设法对挖抗日沟进行破坏。我们一般是在夜里趁敌人不敢外出活动时，发动群众挖掘，敌人发现我们挖了抗日沟，就在白天退着抓来的民夫将沟填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当敌人强迫群众填抗日沟的时候，我们的地方武装便去扰乱，群众借机一哄而散，到了夜间，群众又将抗日沟填进的土重新挖出来，使得敌人一筹莫展。
1939年秋，我三支队拉到胶济路南的淄河流域进行整训时，临淄城的敌人乘机集中兵力向我临淄西部根据地进犯。当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遇到杭日沟的阻碍，他们的汽车、炮车和马队只得沿抗日沟旁的庄稼地缓缓行进。敌人从苇子河到朱台附近，整整走了1天，疲惫不堪，正在这时下了一场大雨，敌人的汽车、炮车都陷在泥窝里，不仅不能前进，返回县城也成了大问题‘敌人没办法，只得用牛拖汽车、炮车，整整费了3天的功夫才返回县城。从此，敌人的汽车、炮车和马队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县政府的任务除了发动群众挖抗日沟，配合武装部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外，还担负着各级基层政权约建设、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财政征收、供给、民兵工作、防奸除奸和宣传教育等各项任务。当时特别是粮食征收、民兵和防奸除奸工作，是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一个共同任务。
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完成某项任务，其困难程度常常数倍或十倍于平时。因此，抗日民主政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军、政、民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才能完成。鉴于这种情况，上级党及时提出了拥军、拥政、爱民的口号。在党的领导下，军、政、民团结一致，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伟大的物质力量，这是我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巩固直至配合全国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核心所在。
我于1940年5月3日奉命调往清河专署工作，由秘书科长陈梅川代理县长职务，后来陈梅川调走，由张渔代理县长职务，在清河区肃托运动中张渔被错杀，由孙砚农代理县长职务。在我去清河专署之前，共在临淄工作近1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临淄县的西邻长桓已逐渐恶化，而临淄形势却仍然比较稳定，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利，政令推行普及全县。
1941年6月份，我担任了清中专署专员。当时专署未单独设机关，我奉命兼任临淄县长，又回到临淄县，这时王六已叛变投敌，他在临淄四区西北部的宁王庄设了据点，不久在大柳树屯设了据点，我们县政府、县委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只有东西单、大夫店、罗家庄、苇子河、麻王庄等村子。同年8月间，基干一营攻打岳家庄，为了配合基干一营行动，我率县大队打古城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未有取得胜利，部队伤亡较大，营教导员孔宪章牺牲。同年12月，李人凤同志率三支队一部从博兴出发，袭击大柳树屯王六之敌，敌人当即逃窜，十团扑空。此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形势更加恶化，对敌斗争完全转入地下。1942年1月，我带县政府人员到小清河北去整编，我走后由朱文刚代理县长职务。
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在对敌斗争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曾在清河区获抗日模范县之称。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却远不如南北邹长根据地那样巩固。论条件，临淄并不亚于南北邹长，句题就在于出了反革命分子王六。
王六原是临淄独立营营长，他的名字叫王砚田，因他在兄弟排行中居第六，人们都称他为王六，又因他一只眼失明，就又称他为“一眼六”。此人是四区薛家屯人，是个帮派头子。他手下的兵多是当地的“三番子”，他对士兵一概称为“孩子们”。他带领的部队没有党的组织，他以帮代党，用封建的帮派统治着部队。1939年秋，三支队到胶济铁路南整军时，也把他的独立营调去参加整军。在整编部队时.将他的独立营编为一个连，他对此不满，竟带领一个排，全副武装窜回临淄。自此他继续扩充队伍，并将扩充后的队伍仍称为临淄独立营，他带兵潜逃，就应该严肃军纪，但对他未作任何处分，任其自由活动，直至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就在这年冬的一天夜里，他带领几个亲信到东单村搜捕县委书记韩克辛和我，企图将我二人捕获后向敌人献礼，并随即叛变。他的阴谋未得逞，推迟了叛变的时间，但其狼子野心已经暴露，终于在1941年春天带着他的独立营叛变投敌了。在他叛变前，上级曾派相炜同志去他的独立营任政委，但不几天他就叛变了。
在王六罪恶已经昭著的时候，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曾主张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副司令员李人凤却力主对他争取教育，其结果，非但未争取过来，反而使他走向了屠杀共产党人的道路。这个惨痛的教训，今天忆起尤为痛心。
王六危害临淄.直至日寇投降之后，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党员、干部、抗属、革命群众不断遭到残杀，革命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最后使得我们几乎无立足之地。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坚持斗争的县长李铁锋、县委书记杨三友同志先后被捕，但我们的同志不怕任何牺牲，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临淄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