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抗战形势恶化，临淄县党、政、军人员被迫分散坚持抗战斗争，我在临淄一区坚持斗争，李铁锋在广饶三区、博兴四区坚持斗争，孙成才在小清河南一带坚持斗争，张汉卿、孙鲁参在白兔丘一带坚持斗争。
1943年11月，我带领六七名战士到苇子河一带开展工作，当天住到了毛家屯朱学武家里，因该村伪村长向敌人告密，第二天拂晓我们被100多名汉奸包围。当我发现敌人时，敌人已来到朱学武家的院子里，我当即在屋子里组织突围。我们往院子里扔手榴弹，敌人退到院子外面时，我们趁机从屋里出来转到了屋子后面，遂即命令许玉标带领战士们向村外转移。因我在突围中负伤即留在了该村，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刚隐蔽好，战士小周的棉衣烧着了，身上冒着烟来找我，我把小周安排在这个老百姓家里后，要转移到别处去。在我刚要翻越墙头时被汉奸发现，不幸被俘。汉奸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县委书记，我说我是“八路“，我叫钟平，同时我问汉奸:“你们为什么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东西.牵老百姓的牲口?”汉奸们无言对答。汉奸把我带到苇子河住了一二天后，又把我送到了临淄城里的汉奸监狱里。监狱里共关押着50多人，分别关在3个房间里。益都县大队长陈明新因在狱中受饿.身体支撑不住，只能爬行。我一进来，原被关押的人都想知道外边的情况.要求我讲代下外边的形势，我就趁机向他们进行抗日宜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我是八路军，是军事人员。因当时的汉奸监狱对军事人员只有关押的权力，没有处理的权力，只有鬼子才有处理的权力，这时鬼子住在辛店，临淄城里没有鬼子，所以我没有受到拷问。我们狱中的铺头（犯人中的头月)叫孙矛烈是个叛徒，很快就走了.他走后又换了个铺头，不久也走了。监狱所长叫我当铺头，我拒绝了，事后还是大家公举我当了铺头。为了获得自由，这时狱中曾有人组织过越狱的活动，因越狱的办法不妥和有人告密而失败了，不几天就把组织越狱的人枪宪了。被关押的人盼望早日获得自由是致的想法，鉴于大家这种迫切心情，我就采取“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孤立落后的”办法，重新组织越狱活动。经过组织发动，我们房间的人都同意越狱了。我又通过姚崇刚把另外两个房间的人组织好。姚崇刚是个越狱积极分子，我们越狱时使用的工具半截帐头和一把三棱锉，就是他通过他的姨母弄来的。经过统一思想，试大家一致愿意听从我的指挥。狱中有个姓王的南朱人，汉奸经常叫他出去修房子，我就叫他利用修房子的机会，把监狱周围的地形、地物看清楚。一天，我看到临淄县大队司务长许玉标也被押到这里来了，为了让他不暴露我的身份，我和他迎面时就故意向他说“我是个八路.我叫钟平”，当时他会意地点了一下头，遂即被关押在另一个房间里了。1944年4月，一切越狱工作准备就绪后，我们就立即行动，开始想用三棱锉把牢门锉开，但考虑此种办法容易惊动敌人，于是就改用在墙上挖洞的办法。狱中有个妙徐的，他是西南羊人，当过泥瓦匠，_我就让他在墙上挖洞，并向他说明如果被敌人发现，责任由我承担.在我的指挥下，他就用三棱锉在墙止挖洞。挖墙是很艰苦的，当遇到障碍物时，只好另换个地方挖。当他磨得手痛时，就不挖了。为了使他继续挖洞，我就向他施加压力说:“你不挖洞我就去报告敌人，向敌人说挖洞的办法是你想出来的。”他害怕我去报告，只好又挖了起来。开始挖洞的当天下午，狱卒对我说明天要查狱，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敌人查狱前完成越狱任务。到了晚上洞挖好了，我们立即组织越狱，我同8名越狱积极分子先从洞口钻出来，把狱卒捆绑起来，把3个房间的门打开，所有的犯人都涌出房间一起向城墙跑去。直到我们爬城墙时才被敌人发现，他们只是打了几枪没有追赶。大家从城墙上下来都跑掉了，这次越狱共跑一出来53个人，听说我们越狱后监狱所长就自己碰死了。
我在监狱期间始终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我写信给崔家庄的党组织，要他们派人给我送饭吃，开始崔家庄的朱大娘给我送饭，党组织的指示通过朱大娘传送给我，我也通过朱大娘向党组织汇报情况。我曾向党组织表示，如果出不了狱，我就在狱里为党工作。为了与党组织及时取得联系，我把写好的信缝在衣服里，以换洗衣服的办法把信带出去。后来党组织在城里给我一包了饭，由一个卖饭人按时把饭给我送来，我在狱中用的钱是党组织通过我的家属或亲友探狱时给我送进来。景晓村的岳父崔士伟受党组织的委托，曾来看·望过我一次，当时他在王砚田部当副官，我戴的脚镣是通过他疏通关系才得到解除的。
我出狱后先回到了渤海区党委，半个月后又回到临淄任县委书记。在我坐狱期间，由李玉轩代理临淄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