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砚田叛变后.他把队伍拉进了临淄西关，自称临淄县保安团，他自封为团长，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分出部分部队驻在一、三、四、五区的部分伪据点内。他曾在我军呆过，对我们的地方武装、政权、党的组织、干部情况熟悉。因此，他叛变后就给临淄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他勾结日军对我根据地不断“扫荡”，在县境内增设了几十个据点，侵占了我们根据地的80%的面积;他软硬兼施，在对我地方干部实行大屠杀的司时，又逼迫党员、干部办理自首手续，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80%以上被摧毁。我们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到了广三区。到1942年上半年，在广饶三区也不能坚持了，于是就转移到博兴四区。
1941年4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撤销社会部，在大夫店成立了临淄县公安局，我任局长。公安局下设四个科:一科侦察科，科长张汉卿;二科审讯科，科长刘伦元;三科警卫科，科长罗志信;四科总务科，科长刘玉荣。原来县委的警卫班变成了警卫队，队长罗志信，警卫队有3个班，共有30人。警卫队的任务是看押犯人，保卫机关，执行小的战斗任务.公安局成立后，各区约劫奸干事改为公安特派员。
进入1941年后，日军在敌后加紧“扫荡”，实行蚕食封锁、“三光政策”，到处安设据点。我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
针对形势恶化给我们带来约困难，上级决定除留下精干的班子坚持当地斗争外，组织一批党员、干部转移到博兴、广饶老根据地去。自秋至冬，我先后曾送过3批干部，每批三四十人。敌人对小清河封锁很严，几里一个据点，一些干部不会浮水，我们就用簸箩渡他们，1个簸箩里载3个人，两岸拴上绳子拉。初冬河水结了冰，要脱去棉衣渡河，渡河后不能立即穿上衣服，要赤着脚，跑上二三里路后，才能穿上衣服。不少同志因渡河患了胃病、关节炎、风湿病。1941年夏天，公安局、县大队配合三支队一营对五区岳家庄约敌伪军展开了攻坚战，县长王兴国也参加了战斗，公安局的两个班和县大队的两个排分别埋伏在泄柳店两侧的沟里和东侧的坟地里，共同负责监视和打击城里、辛店方面来增援的敌军。战斗打响后，由于敌情有变，没有把敌人据点拿下来，只打死打伤伪军70余人。同时在阻止敌人增援时，打伤日本鬼子十几名。我们伤亡40余人，基干一营岳教导员、一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1941年冬天，王砚田部队到六区骚扰，公安局配合基干一营打了一个追击战，从耿家坡开始，经过大柳、朱台，一直追到李园打死打伤敌人六七名，这次战斗虽然杀伤敌人不多，但对鼓舞群众情绪，打击敌人的气焰起了很好的作用。1942年2月，日伪对我们根据地“扫荡”，公安局与县大队配合，在广三区李家庄附近，对日伪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打死打伤敌人十三四人，教获五六支枪。当发现大股敌人向我们合围时，我们撤退了。
1941年夏天，清河区开展肃托运动，县长张渔被捕，不久上级就派清河专署副专员王兴国(原临淄第一任县长)来临淄任县长。这时县委书记是王效禹。县政府有民政科，科长崔砚农;粮食科，科长朱xx;财玫科，科长张誉卿;武装科，科长许子敬;教育科科长名字记不清了。这时临淄的环境相当不好，但县政府在县委约统一领导下，坚持斗争，有时还到二、四两个区的边沦区和一部分敌占区开展工作。1941年冬成立清中独立团，将王砚田叛变后又组建约新独立营调去后，临淄县没有了地方武装。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又成立了县大队，我兼大队长，王效禹提议蒋庆样任副大队长。县政府作些后勤供应工作，如征粮、筹款等，县政府还配合部队开辟根据地。动员群众支援部队，对抗属作些救济工作，还组织儿童上学，进行乡政权的建立，坚持与伪政权斗争。
今天回忆起这些血与火的斗争，更加感到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加倍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提高警惕，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