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为了开辟乡的工作，上级调我到朱合乡任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朱贞太。当时我记得朱台乡有9个村，其中有5个村建立了党的支部。11月份，区委通声我把工作交给朱贞太，由他任朱台乡支部书记，调我到区任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是魏德绪，宣传委员有两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个叫刘晨光的，这个同志1940年日军“扫荡”时在北高阳牺牲了。后来，朱渤海任区委书记，他被日寇捕去，押在抚顺煤矿呆了二三生后才回来。
1940年4月，上级调我到四区任锄奸干事，这时，对外仍以区委宣传委员的名义来掩护我的二作。锄奸保卫工作是单线联系的，绝对保密。二、五区也都配有锄奸干事。二区开始是于连东，后来换了一个姓杨的。五区开始是李世培，以后换了许士杰。当时，我们的除奸工作做法是:从每村党员中挑选1至3人搞锄奸工作，向他们逐个宜布纪律，谁违犯纪律，就要受到处分。四区约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有党的支部，县委社会科根据上级要求，在乡支部和村支部设立锄奸委员会，再根据工作需要，每村建立2至3人的锄奸网点。我的工作地点主要是桐林，那时桐林有敌人的据点，我在桐林摸到了敌人的一些情况，搞了一些国民党、三青团的情报，我掌握了情况只向区委书记一个人汇报。有时我们给部队搞些情报，把桐林敌人活动的情况报告给部队。这些工作约开展，打击了日军和汉奸的破坏活动，扩大了我们党和部队的抗日影响，壮大了党的组织，支援了部队工作。
1939年清河地委社会科举办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参加学习的人员分配到各县建立锄奸保卫机构。当时临淄参加训练班的有陈祝兴、张汉卿两同志，陈祝兴回临淄后任第一社会科长，张汉卿任副科长。1940年7月，我任社会科秘书。
县委有个警卫班，人数有十七八人。警卫班名义上是县委的，实际上是社会科执行锄奸任务的武装。社会科在警卫班负责的干部有陈祝兴、张汉卿和我，以后又来了王立新。社会科的任务:一是配合根据地的不新扩大，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二是执行锄奸任务；三是举办培训班，培训锄奸干部。社会科经常组织人员打击、消灭敌人。1940年六、七月间，临淄县独立营长王砚田的四哥王四，在临淄四区乌河以南接近敌占区的小边家村成立了一个特务队，有十七八个人，他们专与我们的乡村干部为敌，有一些乡村干部不时被他们秘密杀害。鉴于这种情况，县委决定将他们秘密干掉，由我和区委书记吕任德带领警卫班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去了不到20人，都用短枪。为了配今这次行动，村支部派了一个同志到王四那里给他们烧水，作为内应。到了晚上，由村支部的同志我们作向导，把我们引入王四一伙约院为，经过不到1个小时的战斗，除王四等3人跑掉，共佘全部被干掉，这次战斗共缴获短枪10几支、自行车8辆、军毯1宗。
1940年10月，陈祝兴同志调蒲台后，我任社会科长，后改称社会部。我任部长。这时，我们临淄县的抗日形势是好的，敌人的据点只有呈羔、岳家、桐林、店子、石槽几处常驻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其他据点里很少驻有鬼子，汉奸的人数也不多.我们的根据地连成了，地盘很大，鬼子、汉奸很少到我们根据地“扫荡”，我们的干部可以白天公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