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任福建省宁德地区人民银行行长，在闽东金融战线上辛勤耕耘了20个春秋，当他卸下党和人民交给的重担离休后，竟不肯多活一年，便于1985年1月7日因心脏病复发，离我们匆匆而去了。
1965年10月，父亲调任当时的福安专区中心支行行长，在这之前，他在福建省海拔最高的山区县周宁担任了十年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在我儿时的印象里，父亲经常下乡，他身穿一套打有补丁的灰布中山装，一双圆口黑布鞋，卷着裤脚，斜挎着一把驳壳枪，走遍了周宁县的山山水水，在田间地头，农舍灶旁，与农民群众谈生产，谈生活，访贫问苦了解民情。他到银行工作后，仍然保持了这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经常带领业务骨干深入各县行，乡镇营业所，农村信用社，信用站，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帮助解决具体问题，20年来，父亲的足迹基本上走遍了全地区11个县的乡镇一级信用社，营业所和一些大队信用站。
记得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曾说过；‘我担任行长工作20年来，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责任重大，最让我担心的是银行金库的安全，这20年来，全区金库的安全没有出过问题，现在我可以放心地交班罗，，，，，，’听到了父亲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作为儿女，我们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特别是在十年文革那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经受了一场怎样的特殊考验啊。
父亲调任银行工作后没几个月，1966年秋，全国便开始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一夜之间，成了执行修正主义****的当权派，成为批斗对象，造反派勒令父亲写检查，接受批判，连续几天中午被迫站在烈日下面认罪反省，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降临到头上的时候，父亲苦苦思索着，自从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总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执行修正主义****的当权派呢，然而，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父亲坚信一条实事求是的原则，相信党总有一天会作出公正的答案的。
文革期间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是在1967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当时的形势是两派武斗已经发展到使用武器，双方均有死伤的程度。大约在晚上七，八点钟，一伙‘造反派’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进银行大门，嚷着要‘借’枪，父亲勇敢地走上前去对他们说；‘银行的****是保卫金库安全用的，谁都不能动。’这时几个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冲上前来，抓住父亲的双手反拗到背后，将父亲的头用力往下按，同时将双手用力往上提，逼着父亲答应‘借’枪，这时一个造反派小头目从腰间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架在父亲的脖子旁边威胁着说；‘你要是不答应就要你的命。’父亲坚决不答应，这个小头目就气急败坏地将匕首用力向父亲的右边肩头刺去，将父亲穿着多年的老棉袄划破了一个洞，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就在这生死关头，父亲表现出了一个久经考验的******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仍然艰难地昂起头斩钉截铁地说；‘保卫金库的****，谁都不能动。’
看到父亲坚定的态度，造反派头头们高声喊道；‘造反派敢作敢为，不答应，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抢。’他们几十人一哄而上，这时坚守在行里保卫金库安全的三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警卫〔林福中，陈乃滚，黄安波〕等同志冲上前去阻止他们，和他们扭打起来，
黄安波同志的门牙被打掉了两颗，满口鲜血直流，造反派仗着人多势众，将警卫****在地，打开警卫室，抢走了守库的****，然后扬长而去。“个人牺牲事小，国家金库的安危重于泰山”，父亲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连夜向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军管会报告了这一严重事件，连夜用专线电话向上级行和国务院办公厅报告了这一事件，在父亲多方的紧急呼吁下，银行系统很快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管会派部队保卫金库的安全，这才使得父亲一颗紧绷的心减轻了一些压力。
由于局势来愈来愈紧张，父亲又患有高血压病，虚火上升，牙床发炎，牙疼常常折磨着父亲，夜晚只有靠止痛药片才能睡上一会儿觉，当母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写信劝父亲回周宁家中避一避，治疗休息一段。（因文革中户口冻结，我们全家仍留在周宁县）而父亲回信说：“我是一个******员，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人在金库在，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个人牺牲事小，国家金库的安全事关重大，在这种危难时刻我怎么能离开战斗岗位呢？”就这样，父亲肩负着党和人民交托的重担，带病忍辱负重坚守着岗位，和战友们一起用热血与信念保卫着金库安全，艰难地渡过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投身于全区银行系统的整顿工作，他请人写下曹孟德《龟虽寿》诗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十暮年，壮心不已。”十六个大字来鞭策自已，为解决银行专业干部的归队问题，新招职工的培训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