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周树甲的家乡田旺村的父老乡亲联名要求他回家教书，他斟酌再三又与李人凤商量，辞去了北安合村的工作，回到田旺教书，并担任了校长。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是用一农户的羊圈改成的。周树甲决定新建一所学校，一来改善办学条件，二来方便村里的孩子上学。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当时的庄长路荣文谈了，得到了路荣文的支持。
建校的钱从哪里弄呢？周树甲提出：卖掉村里的庙地，用卖庙地的钱建新的学校。
他的想法一提出便遭到一片反对声。原来田旺村有两座庙，每一座庙都有一块不小的土地。这些地有专人耕种管理，收入所得主要用于对庙宇的修缮和购买供奉的祭品以及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但传统的迷信思想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庙有庙地是古制，卖了庙地不吉利。对周树甲各种指责接踵而来，庙地既得利益者在背后煽风点火，极力阻挠。在强大的阻力面前，周树甲没有退缩，他又找到庄长路荣文，说服他支持自己的做法。在取得庄长的支持后，他又多次召集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讲自己的想法，说建校的意义。开始的时候这些老人说啥也不同意。经周树甲三番五次地劝说，他们看到周树甲为村里的孩子劳碌奔波，不但自己同意了，还帮着做他人的工作。
卖了庙地，建新的田旺小学的钱就有了着落，又遭到了当时一家恶霸地主的极力反对，因为新建的学校离他的家远了，他的孩子上学不方便了。对这家恶霸地主的无理阻挠，周树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他为一己之利而不顾群众乡亲利益的做法。这家人见不占理就耍无赖，唆使族人要殴打周树甲。最后在众乡亲的坚决支持下，学校最终还是在新的校址上建了起来，但从此周树甲却与这家恶霸地主结下了怨恨。
新建的学校很气派，不仅学生有了教室，老师也有了办公室，还有活动场地。这所学校一直使用到2002年合班并校才改为他用。周树甲创办的田旺小学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抗日组织遍地成立，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抗日新局面。临淄县抗日地方武装组织相继诞生。为了把这些抗日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以于治堂为司令、许云轩为副司令的“临淄联合军事司令部”，也称“鲁东临淄抗日游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1938年春，许云轩又到临淄的召口一带组建了抗日游击一大队，下设四个中队，许云轩聘请周树甲担任桐林乡的乡长，并负责第一中队的给养供应。当时的桐林乡辖桐林、田旺等八个村庄，为了便于领导，周树甲一上任就对这八个村的庄长进行了选举，确保号令统一。周树甲的后勤供给工作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严密。1938年4月，一中队长路星一带兵攻打盘据在临淄四区南边的日伪王桥据点。战斗打响之前，周树甲就召开了八个村的庄长会议，把车辆、担架、干粮等具体数额落实到每个村庄，很快就筹足了担架20副，干粮200多斤，大车3辆，木脚独轮车20辆，做实了攻打日伪王桥据点的后勤保障工作。周树甲还亲临前线，组织运送伤员，搬运子弹，送热干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很快就把日伪王桥据点拿下。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23人，伪军6人，缴获步枪50余支，子弹若干，自行车40多辆。战斗结束后，中队长路星一向许云轩汇报时，对周树甲的后勤保障工作和组织能力大加赞扬。许司令一拍桌子竖起姆指说：“周树甲真乃当代军中之萧何，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何愁不打胜仗！”
二是要求严格。在组织征收粮食、干粮等工作中，周树甲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讲情面。一次，他本村的一家姓张的亲戚，由于太急干粮做得不是很熟。周树甲发现了，便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令他把不熟的干粮留下自己吃，再另做好的。他说：“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能忍心让他们吃不熟的干粮吗？”
三是以身作则。不论是征收粮食，还是做军鞋等军队的供应物资，周树甲从不以乡长的身份搞特殊，跟其他人一样，一点也不少拿。一次少了一副担架，他回到家把两棵正旺长的榆树砍了，拿出自己家的被子，很快绑成了一副担架，及时送到前线。正是他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影响了大家，他所领导的桐林乡的工作一直走在其他乡的前边，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原八路军独立营营长王砚田被“伪化”，于1941年叛变革命，给我军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王砚田是临淄区朱台镇革新村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又有一只眼不好，人称“一眼六”。王砚田1938年参加了于延龄的抗日游击部队，后来又暗杀了于延龄自任大队长。1939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特务三营，后又改为“临淄县八路军独立营”，王砚田任营长。1941年正月初五，王砚田带100多人从东召口来到田旺村的一场院里，派人把田旺的临淄四区副区长路子润抓去，还抓了许多老百姓，另有从其他地方抓来的八路军。他说：“大家识相点，跟我干的现在就走，将来有好处，不跟我干的别怪我不客气，我的枪可不是吃素的。”然后逐个问是否愿意跟他走。当问到副区长路子润时，路子润一言不发。正要抓他回临淄城里，周树甲急忙走到王砚田的跟前对他说：“王营长，先叫路子润回家准备一下，过几天我送他去。”因周树甲在干乡长时与其有过交往，王砚田见周树甲出来说情便答应了。王砚田又问周树甲怎么办，周树甲很从容地说：“过几天，我自己去就行。”王砚田刚走，周树甲就把王砚田叛变革命的消息送了出去。当晚王砚田把不愿跟他走的19名党员干部战士，在田旺庄西边乌河的官桥上杀害了。这就是著名的“官桥惨案”。
由于王砚田的叛变，使临淄的抗日形势有了很大的逆转，我地方政府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就拿临淄四区来说，原有党员810名，锐减为90名，其中有150名被王砚田杀害。中共四区党支部决定把剩下的党员一部分安排到鲁南抗大学习，一部分安排到博兴县成立教导大队，一部分到清河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同时党支部又决定让周树甲借王砚田对他的信任，到王砚田部任职，以传递情报，了解敌情。
不久，王砚田派人请周树甲到临淄城里王砚田的副官处任职。周树甲在王砚田副官处任职期间，多次送出情报，使当地的百姓和地方武装组织免受了损失。1941年3月17日，王砚田联合呈羔之敌到临淄四区清乡，由于周树甲及时把情报送出，抗日游击队做好了伏击王砚田的准备。当敌人走到大夫店时，便遭到游击队的伏击，取得了缴获炮弹两箱、战马三匹、自行车5辆、军用物资若干的好战绩。
由于军事行动的秘密屡屡泄露，王砚田怀疑内部人员有问题，并把重点放在了副官处。他对怀疑对象进行刑讯逼供，问不出什么就处死。不几天的功夫就折腾死五人。王砚田还把这次查“共党分子”的行动，取名为“薅苗”。但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死了几个手下。
这时，那个与周树甲在建校问题上结怨的恶霸地主，看到王砚田的副官处折腾成这样，认为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准备了一份厚礼去见王砚田。见到王砚田说：“你们副官处的周树甲就是暗藏的八路，不仅他是八路，他一家子全是八路，他两个兄弟不仅是八路，还是八路军的干部。只要施以酷刑，不怕他不招。”王砚田送走了这个恶霸地主，就把周树甲抓了起来。王砚田气急败坏地对周树甲说：“周树甲，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对你不薄，为什么还干对不起我的事？”
周树甲见事情已经暴露，坚决地说：“你对我不薄？你的双手已沾满了临淄人民的鲜血，还说对我不薄。”
“是谁派你来的？”王砚田一脸怒气地问。
“是你请我来的。”周树甲一脸镇静地答。
“共产党的组织在哪里？如实告诉我，不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杀害的共产党人已经够多的了，难道还让我再告诉你谁是共产党员好让你去杀吗？告诉你，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什么，做梦去吧。”
王砚田听罢，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最后从牙缝里挤出“给我用重刑”几个字，便甩门而去。就这样一连几天，酷刑不断。党的好儿子周树甲硬是咬牙挺住，半个字也没吐露。王砚田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假惺惺地对周树甲说：“树甲呀，你也太死心眼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何必呢！只要你肯告诉我谁是共产党员，我就给你一个副营长当当，对你的能力我还是很欣赏的。”不管王砚田怎么说，周树甲就是闭着眼睛不说话，王砚田看着眼前这个铁铮铮的汉子，一脸的茫然，他十分不理解共产党人是靠什么而变得如此坚强。他摇摇头，又对手下挥挥手说：“今晚拉出去埋了。”
1941年4月12日晚，周树甲被王砚田投到临淄西关石人以北50米处的一口土井中，与他一起殉难的还有8名革命志士。
随后王砚田下令把井填平。
一门三烈士，美名垂千古。周氏三兄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他们走得是那么从容，那么镇静，那么大气磅薄，那么义无反顾，使我们每个人为他们的凛然正气而肃然起敬！烈士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努力奋斗！有诗赞曰：一门三烈士，千古垂英名。甘为抗日死，热血化长虹。威武丧敌胆，战场显神通。人去豪气在，赢得后人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