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最艰苦困难的一年，对我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来说，也是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土匪武装殊死搏斗的一年。那年年底的一天，在鲁南战区邮局我见到并认识了蒲文学同志。他当时在白彦镇南十多里路一个山村里(今白彦南洞村一带)任白彦交通站站长。他中等身材，大我十多岁，体态较瘦，走路一拐一拐的，是一年前在八路军某部一次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负的伤。他只上过小学，对同志热情，却不善言谈。这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
我记得那是1943年元旦刚过，日寇又在我根据地周围据点大量集结兵力。从情报中得知，日寇妄图用“分进合击”、“铁桶包围”和“分割封锁”等手段摧毁我鲁南根据地，消灭我军。为了粉碎日寇这次的大“扫荡”，在鲁南区局随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转移到外围前，为了坚持《鲁南时报》战时出报并及时发往各地，让我留在了费滕边局。报社印刷厂隐蔽在附近一个山洞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停止印报，我的任务就是就近将报纸发往各地。
果然，二月初，春节刚过三天，日伪军突然在夜间行动，分多路向我中心区白彦镇扑来，却扑了空。此后就各处安据点、修碉堡，四处“清剿”，实行“三光”，我们则与日寇周旋。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与地方武装、民兵配合展开“麻雀战”，伺机打击敌人。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们曾经被敌人包围过三次，依靠群众帮助和利用熟悉的地形冲出了日寇的包围圈。恰在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派了九十二军在李仙洲指挥下进入山东敌后。三月初，其142师越过津浦线进入我鲁南滕峄边区的根据地，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一进入我根据地就对老百姓疯狂地抢劫、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党我军为维护抗战大局一让再让，顽军则步步紧逼，已距我们坚持的地区不远，我们则处于日、顽夹击状态，中间仅余十至三十里路的活动空间，况且敌人随时都可以出没。在此危急时刻，县局王丹墀局长令我到中心交运站(即白彦站)隐蔽坚持发报工作，只要印刷厂还印报就不要离开，敌人来了就和印刷厂的同志一起依靠群众打游击，一切行动听站长蒲文学同志的安排。我就背上背包，挎上办公包，带上区局发的一支叫“撸子”的手枪和一枚手榴弹上路了。
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山沟里叫南洞的小村子找到了蒲文学同志。他招呼我和他一同住在村南边一条河沟旁的老乡家里。三间草房，地上铺着一层麦秸、野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床”。老乡吃饭、切菜用的一个小矮桌作为办公桌。三名交通员已派出。老蒲说“他们回来要到明天凌晨，遇上敌情就不一定了。”他向我介绍了工作及环境情况:印刷厂的同志十多人住在村东边；报社社长赵宏弼同志带着电台、编辑部随区党委、军区行动，编辑部排出版面的《鲁南时报〉由通讯班送来印刷厂，经抄写交给印刷人员用石印机印出.就送到站上来。我的到来就是直接在站上分发报纸了。
当时，我只有十六岁，脱离了大的集体来到这站上，在这样紧张、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虽带着手枪、手榴弹却从来没用过，不免精神有些紧张。老蒲见我这种情绪，就说:在这里没事，印刷厂与上级联系极密切，通信员天天两头跑，一有任何情况，他们马上通知我们，况且这里群众基础好.我们地形又熟，鬼子从白彦据点出来是瞎子。
这时，虽已过了惊蛰，在山沟里的夜间却仍然寒气袭人。去冬发的棉衣是铁道游击队在枣庄西边铁路上劫了鬼子车厢的战利品，运进根据地，解决了这一年我党、政、部队一大部分棉衣问题。大家领了棉、布，妇救会发动村里的大嫂、姐妹们做成棉袄、棉裤。但是在当年的战争环境中，大家都是在谷秸、麦秸、野草上穿衣而眠，一个冬天过来，棉袄、棉裤都已磨破，棉花露在外边，立卧都是这一身，睡眠时，是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遮盖御寒。可是我既没有被子，又没有大棉袍。这夜，只有我们二人。老蒲脱下长棉袄，一人一半，互相抱着对方的腿和脚取暖。我却由于“内外夹击”久久不能入睡，“外”是露在外边的部分总是发凉，“内”更厉害，藏在棉衣缝里的虱子这时大肆猖獗，咬得我全身痒痒，如果在白天就可以抓一个消灭一个。这时却毫无办法，只能任它肆虐了。另外，还记挂着出去执行任务的交通员何时归来。这样一会迷糊一会清醒到了天朦朦亮。老蒲有些着急到村口的路上去看，下午印刷厂送来了一期新印出的《鲁南时报》。到了晚上交通员仍无一人回来，报纸发不出，送不走。正着急，厂方又派人通知，敌九十二军一部在我五团部分兵力和滕峄边县大队抗击下仍在步步紧逼，离此不远了，白彦据点的鬼子兵也在增加，情况紧急。印刷机已经埋藏好，他们准备现在马上转移。脱离了印刷厂的同志们，我当时有些发慌。老蒲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走。我们这个站联系着南北交通。如果交通员来带着报纸文件和我们联系不到就糟了，况且今天的《鲁南时报》还没有发出，和我在一块不会有什么事。”随后向我讲了他在1941年日寇大“扫荡”沂蒙山区时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如何养伤躲开鬼子搜索的经历，令我倍加敬重，心中的不安稳定了许多。二人背靠着背包、报纸文件和衣而眠。因为情势紧张，谁也没睡着。这是我和老蒲度过的第一天。（蒲文学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