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聚五，到济南读书，祖母给他做了一只针线包，被子拆洗自己缝，衣服破了自己补，还教同学缝补。后来到外地中学、师范学校教书，母亲给他绣了一只青枝绿叶、粉红荷花的色彩鲜艳的针线包，父亲珍惜它，一用十年。
“七·七”事变，父亲急忙变卖家产，奔赴鲁西地区，筹集枪枝，拉队伍，打鬼子。母亲给他绣了一只新的针线包，随身带着。部队编号鲁西抗日游击队第十二支队，父亲任参谋长。部队作战顽强，几经挫折。1938年腊月二十，后有敌人尾追，顶着鹅毛大雪，他跑了三天三夜，投奔京沪铁路以北的凌县，找到八路军东进支队肖华司令员。肖司令知其能文能武，热情接待，同进晚餐。然后安排他到青救会主任杨瑞林同志住处休息。第二天，肖司令找他谈话，委任他为冀鲁边区第二军分区（即鲁北支队）副参谋长。他带兵打仗，屡战屡胜，成了鲁北地区赫赫有名的指挥员。
1941年，日本鬼子十分猖狂，向我凌县、商河县侵犯，并建立据点。地委确定“针锋相对，敌进我进”战略方针，委任父亲为齐河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插入敌占区，开辟紧靠济南的齐河县、济阳县的工作。他凭着地理熟、学生多（抗战前曾在齐河县师范学校教书两年，众多学生在许多小学任教或成了社会活动人物），县大队很快站住了脚，由小到大起来。县政府也建立起来了，齐河县七八区、济阳县三四区、临邑县四区一片片乡村政权得到改造。区政府区中队相继建立，分区主力部队也开进驻防。1942年，三打赵芙亭，彻底消灭了盘据在齐河县、济阳县边界的四千余人的“赵旅”，八路军打出了威风，开辟了战区。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看到父亲把通讯员殷照安的破棉衣铺平，选好协调色彩的线和零布，低下头，像扶犁耕地，仰起首，轻轻地拉出来，像拉胡琴，一来一去，往往复复，把一根长长的线，拉到剩下一点点头头，破了的棉衣补上一朵朵花。他满脸喜悦，好像又精心地指挥部队打了一场胜仗。1942年腊月下旬，鬼子汉奸纠集了八千余人大扫荡，我分区主力部队在掩护领导机关突围中，与日寇进行了艰苦的战斗。隔年春天，敌人扬言消灭县大队，但县大队游来游去，鬼子总是扑空。三月初的一天，县大队正驻扎在冯家井子，发现一个汉奸的狗父鬼鬼祟祟地向村北六里的敌夏口据点去了。父亲和两位领导研究，决定“不转移，等他来”。第二天一大早，在村北边的围墙上挖了一排排枪眼，提早吃饭，文职人员转移，战士各就各位拉开长长一条线。鬼子以为这次捕到了机会，气势凶凶地来了。二百米了，村上鸦雀无声，鬼子好像怀疑得到的情报，弓下腰，探头探脑地缓步前进。一百五十米了，刘治安大队副说：“打吧？”父亲摆摆手；等鬼子进入手榴弹投程，父亲一扬手喊声“打！”一阵排枪手榴弹，打得日寇鬼哭狼嚎乱作一团。当鬼子懵醒过来，疯狂扫射，我县大队早已从容转移他村。下午又打了一场，鬼子仍扑了个空，哭丧着脸，背着十条死尸，滚回据点。战斗后，通讯员把父亲的补了穿、穿了又补的衬衣，擦了枪，领了件新的。“谁叫你领新的，那件再补补还好穿！”“别人一年换一件新的，您的穿了两年了，擦枪也要布呢！”“乱弹琴！现在困难，要与民共济，等打败日本鬼子，我和大家一起穿新的。”父亲和通讯员的一席话，就像补衣服讲究工艺，打鬼子讲究战术；就像拉胡琴，拉出了美好明天的乐章。
日本鬼子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父亲在与蒋匪帮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那只绣着骑士奋勇杀敌的针线包，被妹妹拿去珍藏了起来，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我深深藏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