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川，原名于百恩，辽宁省黑山县人，1899 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司令、肥城县抗日政府县长、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鲁西支队司令员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大连市委社会部长兼大连市公安总局副局长，大连地方法院院长。1946年5月2日，因操劳过度，在大连病逝。他用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身体力行着自己的格言：“应该专心致力于为民服务，并应将它作为自己的终身职志。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再不应有其他别的东西。”①（① 原载《人民呼声》报第一二九期）
为着东北父老
1921年，于会川毕业于奉天（今沈阳）省立第师范学校后，就任省立第三小学教务主任不久，因支持学生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扩大鞍山矿区被撤职。于会川看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惨遭反动派镇压，开始意识到，要赶走豺狼，手里必须有刀枪。于是，他决心投笔从戎。1922 年，他考入东北军第八混成旅，后到东北军陆军讲武堂深造19 年，任东北军第六教导队少校中队长，翌年，调回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正当他准备施展其才华干番事业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几十万东北军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绝对不得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山海关以南。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东北天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于会川随部队到达北平。这里虽然还是片和平景象，但于会川的心里却象奔腾的辽河。他时时想着横遭蹂嗬的大好河山，牵挂着殖民地的父老乡亲。他无心过问军中之事，整日为收复东北奔走呼号不久，即与群众抗日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取得了联系，并毅然接受了返回东北组织义勇军的重任。
于会川等回到辽宁省北镇义县等地后，在中共北镇特支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组织起辽西抗日义勇军独立第支队，于会川任支队长独立支队。在于会川等率领下，不断袭击敌列车，破坏敌运输，有效地迟滞了日军西侵。19 32年2 月，独立支队发展到3000 余人，改编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于会川任司令。三路军的军旗上书写“不扰民，真爱民，时时救国”十个醒目的大字，以勉励全军将士爱护人民，奋勇杀敌。义勇军得到附近5 县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4 月即发展到近万人，隶属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直接领导，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路军，仍由于会川任司令。十二路军以闾山为大本营，转战于北镇、盘山、文县、阜新、黑山等地。于会川等指挥十二路军英勇战斗，多次重创日军。在闾山一带同“清剿”的日军浴血奋战一天，击落敌机一架，俘驾驶员两名；在何家营子击毁敌汽车两辆，毙伤日军12 人；在闵家屯打败了伪警察部队，击毙警察局长单长柏。这些战绩被当地群众称颂为十二路军的“十大战功”
于会川不但能指挥本部独立作战，而且善于团结争取其他武装共同抗日。闾山老爷岭的“穷党”武装，什字口的“大刀会”武装都在于会川等争取下，接受了义勇军的改编并协调其他抗日武装，发起了攻打北镇县城等战斗。于会川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全力御侮、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1932 年7 月20 日出版的《救国旬刊》第十五期上，他发表了《义勇军之苦斗对于倭奴侵略东北之影响》一文，客观地分析了义勇军在抗击日军侵略中的作用，从人力、物力、地理、战争的性质诸方面阐述了日军必败的趋势，最后痛切疾呼：“此间民众在水深火热中生生死死，均旦夕间事。所望于国人者，精诚团结，全力御侮”慷慨激昂，振聋发馈。
跟共产党走
1932 年冬，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奉命挺进热河，阻止日军对热河省的侵略。1933 年3 月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后，继续向长城各口攻击。十二路军与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及驻守长城线的士兵自动奋起反击。但蒋介石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3 月6 日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布置其嫡系部队监视和牵制长城各口的抗战部队，派其党羽解散关外义勇军，使长城各口作战部队孤立无援，惨遭失败。十二路军亦在喜峰口被日军击溃。
正在北平筹措军火的于会川听到第十二路军主力覆没的消息，悲痛欲绝。痛苦之余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于会川曾经作过多次探索。1931 年1月，他在东北军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使他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实质，脱离国民党参加了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口头标榜抗日，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充当走狗，是旧中国的反动政党之一。当于会川弄清了青年党的真面目后，如蒙奇耻大辱，不到一个月，即与青年党断绝了一切关系。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的失败，使他受到莫大打击，但也给他以很大启示：要救国救民必须寻找条正确的道路。
义勇军失败不久，于会川归建东北军，任北平军分会差遣队少校队员。其间，他结识了北大进步学生苏西林、杨雨民等。苏杨二人热情地引导他接触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从此于会川经常进出于北京图书馆，有时还到朝阳大学旁听法律课。经过近两年的探求及北平革命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情真正附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1935年夏，东北军奉命调入陕（西）、甘（肃）两省“剿共” 。于会川也随军入陕任上校咨议军事教官。此时正值“华北事变”期间，华北的大片国土逐渐沦为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而蒋介石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命令国民党军队只准反共，不准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为实现停战作出了积极的姿态。于会川通过对国共两党的反复比较，经过深思熟虑，终于选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道路。
1936年秋，于会川从西安专程赴北平，通过苏西林、杨雨民与中共北平西区区委取得联系。根据于会川的请求，西区区委派党员杨西光随同于会川到西安东北军中开展工作。根据杨西光的建议，于会川邀请张炳南团长等爱国军官，成立了读书会以此加强同进步官兵的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东北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合作。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于会川任西安军警督察处火车站检查所主任，为控制西安火车站，保证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作用。
1937 年2 月，根据于会川的迫切要求及其在西安的表现，陕北苏区派到东北军内的共产党员刘玉新等，介绍于会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于会川走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全力以赴投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