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反感，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八年浩劫，好不容易才取得痛苦艰难的胜利，蒋介石却为了消灭共产党又挑起内战，使全国人民又重新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像我们青年学生还要因此饿肚子。[1]
当时中央大学被称为“民族堡垒”，金陵大学被称为“美国摇篮”。因为蒋介石是亲美的，而我们金陵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所以他不敢碰。这两所学校是比较充分地孕育了革命的传统和思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有过许多反对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演讲，并传播到了社会上去。校园内反蒋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现在所谓的墙报，一种则是演讲。在墙报上面发表文字，或者在学校里的某一个角落进行演讲。
在1947年的5月20号，金大和中大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五·二〇”学生运动，影响到全国60多个主要城市。[2]后来全国很多学生起来响应，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青年学生运动。那天是蒋介石召开参政会的日子，我们游行的目的是通过蒋介石的参政会引起更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向参政会提出我们的要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3]当时我们去参加集会，也是想解决我们学生所要求的补助问题，不想再饿着肚子读书。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经济严重崩溃，[4]只有要求增加补贴，我们学生才有饭吃，吃饱肚子好上学，继续念书，这就是反饥饿。然后要求停止内战，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很明确地讲出来，但是反对是坚定的。[5]还有反迫害，当时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民主人士，发表了自己的反蒋言论的，都遭到了迫害，有的被打入监狱，有的被暗杀。这种迫害不止是在南京，在云南昆明也发生了，像闻一多、李公朴都是在云南被蒋介石暗杀的。[6]
我当时也算是一个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还记得那天上午，校门外面重重包围了，蒋介石动用了马队、机关枪阵、高压水龙头，还动用了军警队伍和宪兵，甚至有个别的特务分子鸣枪示威。[7]不过当时我们猜测他们不会搞大屠杀，所以并不害怕。同时也有年轻人的一股热情涌上来，觉得即便就是死了也要去进行这次示威游行。
最初我们被围困了个把小时，后来冲出去了，很快就在天津路被阻断了，这时候中央大学的游行队伍到了我们这儿，也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来声援我们，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军警包围就松动了。[8]他们感觉到中央大学的学生都已经出来，围困金陵大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场游行总之是堵不住了的。这样子就把我们出了校门，和中大会合了。队伍有一两千人，大家浩浩荡荡地通过珠江路。在珠江路口有一场搏斗，高压水龙头把很多学生都冲倒了。[9]当时我并没有看见有死伤的，但据后来的报道知道的确是有的。
那个时候我们金大有学生自治会，其中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但具体我不太清楚，因为地下工作是秘密的。我当时的政治认识还是比较懵懂的，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反蒋情绪比较激烈，因为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些太不像话了。四大家族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我是很反感的，但是我这种政治倾向的形成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南京，因为我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在蒋介石身边，体验的都是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些劣迹。不过蒋介石也并不能够就全盘否定，比如他的夫人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女性，作为罗斯福总统所重视的中国第一夫人，利用自身地位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不幸的是蒋介石统治的后半段，负面影响太大。我在金大读书的时候，政治倾向是反蒋，但没有那个觉悟去拥共，只听说过一些延安的传说。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懵懂意识，只是还不太明白后来毛泽东所分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那个时候虽然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手册在学生中传播，但是传到我们手上也只是很快的看一下，没有细致的去解读和分析。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本了，对延安这个革命根据地才有所认识，转而开始革命崇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