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出生于山东泰安肥城市东向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招去法国当华工。在法国时，他常和进步留学生接触。他在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曾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工作过。在法国的那几年，姥爷在里昂华工分会搞工会工作。他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姥爷回国后，在唐山地区的煤矿搞工会工作并领导工人运动。后来因领导牺牲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回到泰安老家，以开平民饭店作掩护依然进行革命活动。经当地党组织考察并报请山东省委批准，于1927年恢复党籍。同年8月就提任了中共泰安县委组织委员，还在北伐第4军12师做宣传工作。1933年底，因叛徒出卖，姥爷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意志顽强，并以绝食同敌人作斗争。1937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他先后与崔子明、张北华在泰安地区组织游击队，并担任副队长和搞统战工作，曾任泰西县九区、四区、五区的区长。1942年又被叛徒出卖入狱，受刑致残，生命垂危。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在解放区养病。1945年，姥爷在冀鲁豫第一专署搞机关建设和生产工作，后任铁工厂经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工作突出，事迹被刊登在《平原日报》上。1952年，姥爷被调往华北妇联工作。在决定行政级别的时候，按他的情况，组织给他定的级别比较高，还给他配了秘书。可姥爷说自己年老体衰，还是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合适的人好。最后就定了行政17级。1953年，姥爷被调到建筑工程部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经常来我家的一些老同志，提起姥爷，都佩服他的为人。他为党的事业甘于奉献，真正做到了不图名誉、不图地位、不图报酬。
姥爷第二次出狱后，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恢复党的关系。鉴于他生前的申诉，并且在我母亲和舅舅的要求下，党组织对他被捕前后的情况做了细致的调查核实。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承认他1923年入团，1924年12月转党，是我党早期的老党员，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姥爷一生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无论是在国内外艰难残酷的斗争中，还是在敌人的监牢里受到酷刑折磨，或是“文革”时期受到迫害的时候，姥爷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始终忠于党的事业，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姥爷生活十分简朴，在吃穿上都是极简朴的。解放初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他自己省吃俭用，但却经常接济周围的人。姥爷一生热爱学习，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在他60多岁的时候，还积极参加部里的科学文化学习班。他还常常教导我们要用功读书，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的督促下都上了大学。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姥爷的一生始终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着。正是因为坚持着这个信念从不动摇，才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不气馁，不失落，成为我们的榜样。
(文/李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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