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京发生沈崇事件[18]，全国闹翻了。南京动乱得晚一点，以中央大学为主组织。在星期天的上午有人来电话通知我下午参加同学会动议游行，所以中午我赶到南京[19]，开会的人不多，就几个人，要求无限期罢课抗议美国的行为。等开完会以后到车站才发现回学校的最后一趟车都走了，30华里的距离没法走回去，我就在中央大学住了一晚上。中央大学的学生比较自由，每个寝室的空床也很多。
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的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职务，等我第二天也就是周一回到学校的时候，他问我昨天为什么不请假，今天旷课半天。尽管我说我只迟到了两小时，他说那也按半天算。没办法，我就和他吵架并且当众顶撞了他，最后记了两个大过和两个小过，还硬是要调查我的背景。学校找到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调查我，还好那个老师对我很熟悉，替我担保我不是共产党。学校还是不信服，又到我家乡调查、抄家。我兄弟是地下党，他提前赶回家去把我的房间的书籍笔记本都收走，这样第二天国民党的人来才没查到什么的，要是被抄到的话我就摆脱不了共产党嫌疑了。不过既然国民党找不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就开会讨论是否进行无限期罢课。我发言提了五条罢课理由：沈崇事件、学校伙食不好、学校藏书不够等，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无限期罢课。
1947年下半年我转到社会教育学院的苏州本部，他们借故把我勒令退学，我就没地方读书了。于是我找到中央大学的刘德民，他是法律系三年级的地下党。我还有一个同学叫梁白泉[20]的也在那。我的叔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当年是四川乐山市法院院长，也是国民党最高法院的核心人员之一。中央大学的这几人都了解我的情况，就让我不要灰心丧气，好好准备考中大。
于是，1948年我考到了中大法律系。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地下党的人就和我联系，发展我为新青社[21]的成员。第二个星期就通知我写入党申请书，不过写过了两个星期以后还没消息，我就问他们讨论同意与否。他们说同意是同意了，但不能办手续，要有两个党员介绍，但是没有党员认识我，有的也不暴露身份，我的入党问题就放下来了。
许志和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他在1948年12月31号通知我说他查到了黑名单，我是要国民党准备逮捕的50个大学生中的第15名，让我最好离开南京。于是我请一个寝室的同学用袋子装了一点换洗衣服，我带着爬到车顶上去，就这样我暂时离开了南京。许志和还告诉我万一就算走不掉也不能回寝室，只能回工学院的地下室的东北处，那里有个床是给我准备的。
除了加入新青社之外，我也是班长、系科代表。中央大学分成了两派，国民党一派，民主学生一派。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华彬清[22]被国民党抓去了，开会时许志和让我发言，因为我是新生大家不注意我，而且我是学法律的辩论起来也方便。国民党方面的学生首先发言，说华彬清是晚上偷渡长江被抓住了，我发言反驳他们，说他们并没有证据说明华是共产党，而怀疑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大家支持我，就表决通过了。
1949年“四一”学生运动[23]中所有伤病员全部都是我和董俊松[24]运走的，这个人和我很熟。我们把所有伤员送上卡车，研究到底是到中央大学医院还是鼓楼医院，最后还是决定了去鼓楼医院。到了鼓楼医院以后，中央大学的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来抓我，要我赶快离开，但是不能走前门。没办法我只有找董俊松商量，还好他和鼓楼医院很熟，找到人把太平间的后门开了让我们出去。后来董俊松隐蔽起来，我成为中央大学系科代表大会大会法学院主席团成员代替他。“四一”运动风波过了之后我们才回到学校，到了学校以后也不敢活动。4月21号上午，又有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抓我，叫我离开，我又得跑了。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从无锡到苏州的铁桥被国民党炸了，我没法回学校，直到五月份桥修好了火车通了后我才回南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