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思想上,我当时算不上积极分子,只是中间人士。1945年,我有一个哥哥从军队复员回家,他大概结识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朋友,他的思想也就比较进步一些。家里围在一起时,他介绍一些进步的东西给我,主要是共产党的书,比如《大众哲学》[26]等等。
“五·二〇”运动前一天,我参加大礼堂几千人的代表大会,当时的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这代表着群众的心声,那些积极分子号召第二天游行。游行我只参加了一半,开始我没去。我那时的思想并不是很积极,等到游行队伍在珠江路跟国民党骑兵对峙,我一看这形势,感觉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呢,我就参加进去了。所以“五·二〇”运动,我是参加后面的,在对峙状态之下参加了进去,最后慢慢谈判,政府来找我们,骑兵让开之后,我们就从珠江路回学校了。
当时中央大学在学生运动中是骨干学校,学校有地下组织,我们班上也有地下党成员和运动积极分子。不过当时只知道他们思想很进步,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我支持他们,但当时并没有参加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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