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以前是地下党，被安排到上海农村当乡村教师，我跟妈妈、哥哥住在南京。受姐姐的影响，我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等苏联书，还有一些进步话剧。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一解放，我一心想报考二野军大，参加革命，但母亲说我太小，四川又太艰苦，死活不让我走。
直到1949年10月1日全国解放后，姐姐从上海来信说，她的同学、革命同志陈岚要到南京参与组建西南服务团，然后前往重庆。得知有陈岚一起，加之我的反复要求，母亲终于点头了。
西南服务团是一支很特殊的队伍，它是三大战役后中央招的知识大军，共17000人左右。随部队南下，为的不仅是解放大西南，更重要的是建设大西南。
说这支队伍特殊，不仅仅因为它的作用，其人员构成状况也是军队中前所未有的：大学生、中学生、职员、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少爷，还有老解放区的专业人才……
那个时候，银行职员工资都是发金条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也是从蜜罐里出来的，穿着时髦的牛仔裤，带着项链、手链，报到时都是小包车送。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放弃了眼前的安逸生活，坚决投身革命。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偷着从家里翻窗跑出来的，家长从上海追到了南京也没拉得住。有个无锡大姐是上海电影厂的专业演员，甚至把三个小孩都扔在家里，只为参加革命，解放、建设大西南。正是这些充满理想的哥哥姐姐，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
1949年7月28日，西南服务团在南京三个月整训期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的演讲，更是让我们热血沸腾。他说：“现在，我们的革命任务有两个，一是消灭敌人，二是建设西南。第一个任务轮不到你们，第二个才是你们的责任，这比打仗更艰巨。”
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七千里的行军路跨了三个省，且三渡长江。若跟长征相比，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一群仅受了三个月整训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属不易。
背着背包、粮袋、水壶，一天走一百二三十里山路，而且两头黑，走的时候天没亮，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我们的脚上都是泡重泡，能丢的随身物品都丢了，最后甚至连一双袜子都觉得多余。一路上，还不时看见树上挂着同志的人头，那是被土匪们杀的掉队的同志，因此再没力气也强撑着，不敢掉队。
11月30日，队伍走到酉阳时，听先遣部队说重庆解放了，大家都很高兴。领导用15个银元买了一头猪，让大家打打牙祭，庆祝重庆解放，但却找不到杀猪匠。最后，还是炊事员把竹子削尖，我们十来个人帮他扶着猪，才解决了问题。
12月4日，我们渡江到了重庆，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就是现在的储奇门老报社。17日，重庆市委文艺工作团正式成立，我被编入舞蹈队。艰苦的行军后，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主改革、新政策、改造老艺人等成了我们的新任务。
1953年有了话剧之后，我又成了话剧演员。记得当时为了演好反映成渝铁路通车的话剧《四十年来的愿望》，我们到重钢体验轧钢整整三个月，高温让不少同志脸都脱皮了。最终，该剧深受老百姓喜爱，还被定为了中国现代话剧百年话剧史保留剧目。
现在想来，虽然参加革命的时间只有半年多，但我却用了60年的时间为我的革命理想而奋斗。尽管没有参加打仗，但我们曾为重新搭建西南的文化构架、为丰富山城人民文化生活奋斗过，我为我们这种特殊的革命方式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