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停课 报名参军
我1921年生于江苏省邳县张楼乡一个地主家庭，1937年在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上高一，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党大部分机关都迁到武汉，学校也被迫停课。校长在临别前说，他也要到武汉去。我们几个热血青年聚在一起商量，学校停课了，回家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一起去武汉。于是7个同学各自回家与父母告别，并要了些路费，就到了武汉。到了之后，从各地赶往武汉的人很多，我们就找了个小旅馆， 7 个人挤在一个屋，有的打地铺。这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 期开始招生，招生简章上列出了报名条件，其中有两条，一是高中毕业，二是需要有保证人。这下可把我们几个同学愁坏了，高一还没上完，我们不是高中毕业。另外，兵荒马乱的到哪里去找保证人呢。正在这时，同在旅馆住宿的一位少将军官找到我们。
“几位同学，听口音你们是徐州人吧？”
“是啊！”
“我是徐州铜山县的，咱们是老乡。我叫程传忠，刚从德国回来，是搞工程的。我听你们说想报考军官学校，我建议你们大胆报考。”
“可是我们学历不够啊，高中还没毕业，再说我们也没有保证人啊！”
“只要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当你们的保证人，学历不用担心，同等学力也可以报考。”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都报了名，参加了英语、数学、语文等科目考试，成绩下来，我们考的成绩还不错，都被录取了。10 月份到武汉第二分校报到，由于日军的飞机在武汉上空天天轰炸、扫射，不安全，学校要搬迁至湖南武冈。在去武冈之前，先在湖南邵阳停留，在邵阳师范待了6 个月，是入伍生，之后转为正式学生，学校也搬到了武冈。在学校里我主要学习的是有关重机枪的使用。1939 年10 月，因前方战事紧急，急需用人， 我们就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第三战区五十二师三一二团当见习官，部队主要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活动，属于游击区，不是主战场。见习6 个月之后，我被授予少尉军衔， 在团里的军士大队任教员。在军士大队待了3 个月，一天忽然接到命令，要求部队开到安徽泾县。我们连夜出发，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爬到半山腰就下雨了。到了泾县之后我就下了连队，被分到三营重机关枪连，担任少尉排长。重机关枪很重，行军的时候要把枪筒、枪架拆开，由身体强壮的士兵扛着，打枪的时候枪筒里还得灌水降温。
来到重机关枪连不久, 我便参战了。三一二团的驻扎地在安徽南陵。1939 年底, 三一二团奉命开过京杭（南京至杭州）公路。以京杭公路为界, 北面是日占区, 南面则是国军阵营。日军在碉堡里，他们不出来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一天夜里, 我睡得迷迷糊糊就被战友叫醒，营部下通知日军要打我们，抓紧进入阵地。我们重机枪连进入阵地时, 前线已经开始交火, 步兵冲在前面和日军火拼。我们赶紧在阵地后方找了一块高地,用重机枪远距离扫射日军,掩护步兵进攻。我们从天还没亮就开始打,一直打到天黑,交火十分激烈。我们跟日军不分上下，各有伤亡。趁着天黑，部队一部分穿过了京杭线，过了一半的时候日军的装甲车开过来了，来回转悠。这时候，师部从对面接应支援，用平射炮打翻了两辆装甲车，我们部队全都越过了京杭线。
诱敌深入 东南大捷
琴溪桥战役是我们连打得最痛快、最激烈的一场仗。1940年7月,日军从芜湖和南京集结了四五千兵力,开始夏季大“扫荡”。他们在空军配合下,一路从芜湖经繁昌、一路从高淳经宣城,两路同时进攻我们驻扎地南陵。一天接到命令要求撤退，走出南陵几十里地，来到一个叫老母猪胯的山窝里。营长命令重机枪连派一个班上山警戒，其他人员原地休息,埋锅做饭。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发现日军早已占领山顶高地。接着他们便开始居高临下地扫射。没办法我们只好撤下来，营长下令转移。我们继续往前走，日军飞机就在低空飞行、扫射，但没有伤亡。我心里就挺纳闷，上前问营长：“咱要到哪？”营长说：“我也不知道，上级叫到哪就到哪。”走到下午3点多,我们来到了新四军防地，新四军对我们非常热情，管我们吃饭，稍作休整后,我们便向泾县出发。在泾县附近,我看到山下河滩上有一队日军，他们穿过河后，正坐在沙滩上休息。当时我们在高处,可以用机枪扫射这伙日军。我问营长：“营长，咱们打吧？”营长说:“不行，没有命令,不能打。”
到第二天来到泾县小镇琴溪桥, 琴溪桥有座山叫老虎山，我们到了后，才知道师部已到达，日军一个小连队也到了，并已占领了老虎山。原来老虎山是由我们部队一个连驻守，被日军占领。师部给我们团长下达命令：黄昏前一定要把老虎山夺回来，否则要你的命。于是团长带领两个连进行反攻，打到天黑就把老虎山给夺回来了。
后来才知道，我们一路撤过来,是早已计划好的,这是诱敌深入、口袋战。我们把日军两个连队四五千人，引诱到老虎山我们布置好的口袋里，然后集中歼灭。这个战役在第三战区是最激烈的，当时的《东南日报》称本次战役为“东南大捷” 。
本次战役之后，我升为上尉连长。之后到1944年我就一直在重机枪连当连长，后来又被调到江苏省立中学当军训教官，当了一年抗战就胜利了。
风雨同舟 相濡以沫
我老伴比我大两岁，我们俩是在我入伍参战之后在一起的。她那时候因战乱成为难民, 有人介绍我俩认识, 自然而然我们就在一起了。当时, 我在前方打仗, 她在后方等我。战争年代, 我们一年也见不了几面, 遇到部队休整训练的时候, 我才能回家看看她。我们连拍结婚照的时间都没有, 结婚照还是1945 年我退伍回家后在徐州补拍的。抗战胜利后, 我回徐州公安局当训练员，三四个月后， 被分配到派出所当所长，当了两任所长，然后回到市公安局当科员。建国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我来到济南，考上了省工业厅干部培训班, 一个是统计方向，一个是人事管理方向。我在统计班学习了半年以后，在纺织工业管理处工作。干了半年后, 组织说我有历史问题被辞退，于是到济南市铁路局干了2 ～ 3 年表格统计之类的临时工，这之后又自己学着做测量轨道平行不平行的轨道尺。然后又自学做刷子。靠着做刷子、卖刷子, 我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后来成立类似合作社性质的组织, 我还把做刷子的这门手艺传给了其他人。20 世纪60 年代，我从济南市电器控制设备厂( 已破产) 退休。回首过去，尽管走的路是坎坎坷坷，但幸好有老伴的陪伴和支持，我们始终坚信只要心中充满阳光，风雨过后定是晴天。 （采访 撰稿：孙春丽 魏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