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这道被称为“天险”的关口,就是蒋介石想要将红军全部剿灭的最有利地点。时任红1团第1营营长的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强渡大渡河,这18人便被称为“十八勇士”。光阴荏苒,长征和强渡的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有关“十八勇士”的记载也只有寥寥几人和寥寥几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大渡河为何要强渡?强渡究竟有多难?“十八勇士”如何能强渡成功?勇士们后来都归落何处?这些问题,我们仅能从史书中略窥一二。
然而,2015年3月的一天,记者偶然接到了一条线索:“十八勇士”之一的朱祥云烈士其子女就生活在莱芜。这不能不让人闻之激动。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烈士长子朱胜利,从他口中,我们再一次听说了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并了解到了勇士朱祥云其人其事。
烈士的子女为何在莱芜?
一走进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一位方脸膛,粗眉毛,面色红润,衣着朴素的老人就站在路边。乍一看,老人除了面容英武一些之外,没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刚一开口,不同就立马体现。这位在莱芜农村生活了50多年的老人,竟然操着一口温软的南方口音,与其他村民截然不同。听起来,让人半天猜不出究竟是哪里人。
老人名叫朱胜利,67岁,十二三岁时随母亲、弟弟、妹妹一起来到莱芜牛泉镇南三官庙村。年轻时进厂子当过工人,如今在家务农。随老人走进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挂在墙上的烈士证与照片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烈士证上写的正是“十八勇士”之一——— 朱祥云的名字。照片中则是朱胜利老人儿时与父亲朱祥云、母亲金兰英、弟弟朱建国以及当时保姆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朱胜利让同村的一位哥哥陪同去济南寻找老街坊时,一位当时的邻居朱瑞亭(音同)保存下来转送给他的。
原来,1960年,朱祥云在济南去世,两三年后,朱胜利的母亲金兰英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到莱芜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从此之后扎根农村,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父亲朱祥云是湖北人,母亲是江苏人,建国后,朱祥云先后去过多个地方任职,最终落脚济南,朱胜利的口音也就夹杂了湖北、江苏、潍坊、济南等多地的特点,成了今日这种“四不像”。
按说,朱胜利原本可以跟母亲和弟弟、妹妹在济南享受到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但是由于母亲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实在艰难。当时,一个熟人的妻子是莱芜人,她将自己老家的一位亲戚介绍给金兰英,见过几面之后,一心想进农村过平淡日子的金兰英就与孩子们改嫁到莱芜,直至去世,再也没有走出过三官庙村。
毕生所愿让孩子保家卫国
1960年,朱祥云因食道癌于山东省立第二医院(今齐鲁医院)去世,享年62岁(或63岁)。当时,作为长子的朱胜利也不过才7岁,正值调皮贪玩的年纪,因此,他的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父亲的部分,只有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供我们捕捉。
据朱胜利称,自己1949年出生在潍坊,1957年,父亲调到济南工作,在当时的山东省省级机关第三招待所任职。他们全家先是住在省府东街的历山旅社,后搬至泉城路高都司巷39号,也就是第三招待所的家属院。他说:“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具体做什么,只是感觉他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早上去单位待一会儿,没什么事儿了就回家。由于贪玩,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交流的次数也很少,只知道他曾经是一名红军,参加过长征。”“那天看到母亲从省二院哭着回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你父亲没了’,那时的我对人没了还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大体知道是再也不能见到了。”过后,济南高都司巷小学等单位邀请母亲金兰英去作报告,讲述朱祥云烈士生前的革命事迹,感动了许多人。只可惜,那些感人的故事,朱胜利和自己的弟弟、妹妹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过。
在儿子朱胜利的印象中,朱祥云是个和蔼而又严肃的人,像那个年代所有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一样,他总是穿一身黄军装,背着行军包,包里放着一张中国地图。在家时,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教孩子们耍大刀。“父亲一生都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感到自豪,他常说‘我参加革命的时候,部队的装备少,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多,还比我们先进,敌人来了,我们就拿着大刀往前冲。’”据朱胜利老人回忆,父亲教自己耍大刀时,曾经脱光上衣,他清晰地记得父亲身上有着累累伤痕。“他的前胸、后背、腿上,到处都是伤,腿上有的伤痕深到能伸进去一节手指。那些,都是父亲的‘军功章’,记载了他的光荣岁月。”说起父亲和蔼、慈祥的一面,朱胜利记得,父亲生病住院,母亲曾带着他们兄妹三人去医院看望,年幼的妹妹在病床边大便了,周围有人大惊失色,可是父亲不仅不生气,还乐呵呵地从病床上起身,一边说着:“好歹姑娘来了,我给扫扫吧。”一边拿起扫帚亲自扫了起来,慈父本色尽显。
由于出生在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际,朱祥云便为大儿子取名“胜利”。二儿子出生时,新中国正面临发展建设的起步阶段和关键时期,因此,取名“建国”,意为希望国家建设得更好。1957年小女儿出生时,前苏联发射成功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朱祥云给女儿取名“卫星”,是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卫星发射升空。从三个孩子的名字当中,足以看出朱祥云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之情。朱胜利说:“父亲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去当兵,保家卫国。”
强渡大渡河为何被载入史册?
翻阅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书籍,关于长征意义的描述已经无需赘言,而提到强渡大渡河,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伟大的意义,所有的书中都不难找到“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等类似的字眼。
如果不是几年前从电视剧《长征》中看到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的名单,连朱胜利自己都不知道父亲竟然就是当年的“十八勇士”之一。凭借自己对那段历史的多方了解,朱胜利向记者详述了强渡大渡河的惊险故事。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也有1个营筑堡防守。25日清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朱胜利的父亲朱祥云便是其中之一。参加渡河的全体队员都配备了1支驳壳枪和1支冲锋枪,每人还在肩头斜背了两把大刀。
天大亮以后,渡河战斗打响了。在十几个号兵激昂的冲锋号声中,连长熊尚林带着8位勇士乘木船向对岸划去。红军阵地上,几十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也准确地射向对岸敌人的碉堡。当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划到河中央时,突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一位船工,小船在水面上慢了下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刘伯承大声命令死死封锁敌人的火力点,同时命令炮手轰击敌人的碉堡。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敌人碉堡射击孔周围,迫击炮也准确地“掀翻”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敌人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的勇士们也纷纷拿起了船桨和木板划船。
好不容易船靠了岸,战士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冲上岸。这时只见村子里拥出200多名敌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顺着山坡上小路冲下来,企图将红军战士重新再挤进河里。情况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催促下,红军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在敌人群里开了花,敌人马上四散开来,为重机枪提供了极好的射击机会。紧接着,敌人东倒西歪,一个个倒了下去。勇士们飞一样冲上山坡,一阵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占领了敌人渡口的阵地。在勇士们的掩护下,重机枪和营长孙继先乘第二船也过了河。敌人仍然不甘心失败,向渡口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第一批渡过去的勇士们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在第二船到达的重机枪掩护下,战士们挥舞着大刀冲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渡口牢牢地掌握在了红军的手中。登岸以后,红军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敌人猛射,敌人溃逃。这时,后续部队也上来了,红军趁势穷追不舍,一口气消灭了沿河20公里的敌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为红军后续部队扫平了障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烈士的墓地不见了
自从随母亲来到莱芜后,朱胜利心中一直记挂着一件事——— 为父亲扫墓。但由于在莱芜扎根农村,继父家里十分困难,生活条件大不如前,回济南几乎是奢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朱胜利在同村哥哥陪同下去济南希望为父亲扫墓时,因为记错了方位,没有找到父亲墓地的位置。等弟弟朱建国当兵回来,兄弟俩又去了一次,由于弟弟中途改变行程,朱胜利孤身一人又无果而返。2013年的一天,这件悬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再次让朱胜利坐不住了,他叫上老伴一起来到济南,发现埋葬父亲的千佛山公墓已经不见了踪影,原先的墓地已经高楼四起,父亲的墓地去了哪里呢?
朱胜利夫妇咨询了济南市民政局和山东省民政厅,对方均称查不到朱祥云烈士的信息。于是,找到父亲的墓地,为父亲扫墓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心病。“不管搬到了哪里,我希望有生之年能找到,我要把父亲接回家。”朱胜利说。□记者 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