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敌人搏斗 父亲不幸牺牲
日寇在苗山、见马建据点后,日伪欲利用父亲在当地的名望建立伪政权,千方百计利诱拉拢父亲,都被父亲以民族大义严词拒绝。为此,父亲也不能在家住了,便带着我拿起武器和村游击队一起上山与鬼子打游击,冬住山洞,夏住瓜棚,还时常露宿野外树下。就这样与敌人周旋了3年。1942年8月底父亲患上了痢疾,连续几天实在没办法了,就回家住了一晚,想第二天再走。谁知被汉奸探得消息当晚就去鬼子那儿告密。第二天凌晨,敌伪区长鉴殿辉领着见马据点十几个日伪军荷枪实弹地砸开门闯了进来,把我父亲堵在北屋,我一看不好,就赶紧将装有马枪和手榴弹的竹篮藏在乱砖石堆里。日伪军翻箱倒柜,看见东西就抢。一阵折腾后,他们押着父亲,带着抢来的财物,牵着我家牛和驴扬长而去。我看着被押着的父亲的背影,想起父亲曾对我说的一句话:“我绝不让日本鬼子活着抓走。”果然,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就传来了噩耗,父亲牺牲在路上!得知父亲牺牲,我立即与弟弟妹妹和乡亲们奔向出事地点,只见在去见马据点半路的一个小山头的柏树下,父亲在那里躺着,口吐白沫,已咽了气。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门板将父亲抬了回来。后来,听说日伪军带父亲走到一个村附近时,父亲趁敌人稍有松懈,抱病拼力一搏,连跳几道黄土崖逃脱。无奈虚脱无力,还是被抓了回来。父亲挣脱不成,也绝不进牢笼,一边痛斥日伪无耻罪行,一边与之殊死搏斗,终因病重力衰,寡不敌众,英勇牺牲,终年42岁。
二、严刑拷打下母亲没有屈服
父亲的牺牲,日伪并没有就此罢休,棺木停在家里,每天派汉奸紧盯我家,企图趁两个在部队的弟弟回家奔丧时实施抓捕。我大弟弟高有才是20多天后才得知父亲牺牲的。9月24日回到家,正巧和我一起在村东碰见苗山人汉奸朱子超,弟弟与朱是同学,我和弟弟顿感情况不对,便立即进山到夹岭前躲避。果然第二天一早,朱子超就带领苗山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我家,见大弟不在家,于是将我母亲、弟妹等十几口一起抓走。后陆续将弟弟妹妹等放回,并派人说要用两个弟弟换回母亲,否则就要烧杀全村。我对来人说:“抓走的自是回不来,没抓走的绝不送进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连夜将我大弟弟送回部队。敌人对我母亲严刑拷打,母亲始终不说一句话。就这样鬼子先后折腾一个多月,什么也未得到,只得让交钱放人。母亲被关押的一个多月里,家里不敢住人,都躲在亲友家里。大门敞了一个多月,家里被洗劫一空。我听到消息后,只得东拼西借凑足2000元赎回母亲。母亲回家大病了一场。
三、大弟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我大弟弟高有才因日寇轰炸泰安城失学,1938年入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泰山地委任秘书。就在母亲被关押、审讯的一个月里,我大弟弟高有才在10月17日的莱芜吉山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19岁。当时泰山地委、公署和军分区在莱芜茶业刘白杨村整训,被5000多日伪军合围,在吉山周围进行了最惨烈地突围战,我方指战员牺牲三百余人。
在1942年9月1日到10月17日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仅我们在山区里的这一家人就遭到日伪军两次大的残酷洗劫,被抓十余人,牺牲两人。日寇对我家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牺牲后,1942年11月2日省委机关关报《大众日报》以《士绅楷模高养安不甘事敌壮烈牺牲》为题刊登了彰显父亲高尚民族气节,忠贞壮烈、浩然正气之壮举的文章。我在山东军区的二弟弟当时正转战沂蒙山区,看到这篇报道后才得知父亲已为国捐躯,既为父大义凛然骄傲,也为不能为父养老送终遗憾。
附:《大众日报》战时版第三期 大众日报战时新闻工作队第三队出版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第一版
新华社山东分社泰山讯:博莱边苗山干桥子名绅高养安先生平素忠于抗战事业,膝下两子均参加抗战,上次夏荒群众借粮时,高先生两次自动借出粮食三千斤;去冬并曾自动捐款三百元,帮助游击小组。距先生所住村庄仅六里路之某据点敌伪,几次欲利用先生名望,组织伪政权,并多方挑拨贫富对立,但终为高先生伟大的民族正气所粉碎。九月一日,先生卧病在家,敌伪趁机将其捕去,中途先生逃逸未果,乃痛斥敌伪无耻罪行,严申中华民族伟大气节,不幸终因病重力衰,竟一愤气厥而逝。事后广大群众无不追悼,誓为先生报仇。先生此种忠贞壮烈之行为,亦可为我每一中华优秀儿女学习之楷模也。
泰安市干休所福建省离休干部高友学口述,家人整理。2015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