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年79岁的吕子文的六妹吕凤英老人回忆，吕子文参军之前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抗日交通员。瓜皮岭村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村四周均被大山和丘陵包围，村子虽然不大，但瓜皮岭村却是当时莱东县的抗日模范村，曾任莱东区(县)武工队队长、苗山区(九区)区委书记的朱茂芬就是这个村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日伪军多次到瓜皮岭一带进行无情扫荡，见物品就抢，见人就打就抓。当时的农村抗日活动只能在秘密中进行。吕子文的祖宅是四合院，北屋和东屋由家人居住，西屋作为秘密公房，一个姓吕的区中队长当时就长时间在此居住。身为秘密地下交通员的吕子文，在夜间的西屋里多次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接受党的教育，领受组织任务、传递情报、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等等，吕子文也就是在这期间逐步由普通群众发展为进步青年，并由朱茂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员，曾任苗山区(九区)委员。起初家人不知道，后来被吕子文的母亲吕王氏发现，老人家不但没有阻拦，还和家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每逢有会议或其他活动，家人就给秘密放哨，只要夜间在街上有吕王氏和家人推碾，家里就有活动了。为防不测，家里的东北角专门设撤退通道，如果有紧急情况就从通道直接到村外小河，由于家人的大力协助，从没在安全上出过问题。
为加强对敌斗争，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出小麦，由吕子文负责打火烧，做挂面，到东关、白龙、苗山、孝义赶四集，名义上是卖火烧、挂面，实际上是做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传送情报。有很多次敌人要下乡扫荡的消息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及时传达到乡下，使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免受更大损失。
1942年2月1日，莱东县遭到日伪军合击，敌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各区抗日干部和区中队损失惨重，人员损失百分之八、九十。当时任苗山区委书记的朱茂芬和村里其他同志一得到消息立即组织老百姓空室清野和人员的紧急转移。朱茂芬向东转移到龙崮驴山后坡一个不大的山洞中，由于叛徒告密，日军追到山洞并向山洞内投手榴弹，用机关枪扫射，朱茂芬身中数弹牺牲。吕子文带领部分老百姓向北转移到黑山才逃过一劫。形势骤然紧张，环境进一步恶化，但吕子文的身份并没有暴露，继续坚持秘密为党工作，直到1943年夏正式加入抗日部队。
1944年吕子文由部队调到淄川任民运部长，后任淄川县农救会长。1947年春解放淄川县城时，他率领一个小队执行任务时与国民党军队遭遇，随即展开激烈战斗，在争夺一片林地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吕子文的额头，把头盖骨打掉一小块，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迷，被救下战场后转移到解放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救治，昏迷了五天五夜才醒过来。当时虽然解放军的医术水平很高了，但医疗条件有限，所需的药品和手术需用的物品极度匮乏，最后只好用一个纸状物贴住几乎就要裸露的脑子，等外皮长好这个手术在当时才算成功了。半年后的秋天伤情稍微稳定了，淄川县派4个民工和一名县负责人，用担架把吕子文抬回了瓜皮岭村。在村头打听吕子文的住处，村民没有一个人知道，原来他在家时叫吕县章，参加抗日部队才改名叫吕子文。
1948年春节大年初二，淄川县的一位部队团长由2名警卫员陪同，到瓜皮岭村专程看望吕子文，家庭上按最高礼仪设家宴招待了这位团长，可见吕子文在淄川一带的地位和威信是很高的。至1948年夏天吕子文的身体有所好转，他接受组织安排担任村文书，继续为人民群众服务 。到1948年秋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手术用的材料缺陷，加之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他一病不起，于1948年10月22日去世，就这样一位英俊潇洒、做事雷厉风行，熟悉热爱农村群众工作，具有丰富农村军事斗争经验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走完了他短暂的28年人生。
在长期党的抗日宣传感召下，在吕子文坚决抗日、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之中的实际行动影响下，他的妻子黄庆兰担任了妇救会长，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农村妇女工作贡献了几十年。他的母亲吕王氏是一位做事干练，心直口快、爱憎分明的普通农村妇女。1944年春天，八路军一部来到瓜皮岭村，由于缺乏布匹，有好多八路军战士大春天了还换不下棉衣，吕王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发动家人为八路军捐棉花布匹，整夜为部队纺棉花，给八路军战士拆洗换棉衣，受到部队领导的赞扬，在当时抗日报纸上(有一说是在《大众日报》上)刊登文章表扬：瓜皮岭上有位吕大娘，动员儿子前方抗战，白天下地搞生产，晚上忙着纺棉花，给八路军拆洗换棉衣……吕凤英老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吕子文从淄川回到家乡，带回一把小手枪，以作防身之用。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动荡年代，他把手枪藏了起来，又因为他过世太突然，家人至今没有发现那把手枪的下落。吕子文的女儿吕桂莲说：“若找到那把手枪一定作为文物上交组织。”
时光飞逝，几十年一晃而过，就用这简短的文字来记录烈士在战争年代的几个片段。回忆过去，怀念烈士，让我们后人继承先烈遗志，建设好美丽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