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残酷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工农。魏宗唐耳闻目睹国民党的残暴罪行，心情变得异常忧愤悲怆。
1929年夏，他再次去上海。在沪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还读了青年诗人殷夫的《在死神未到来之前》和《别了，哥哥》等著名的诗篇。这些马列著作和革命诗篇，对他由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起到了转折作用。中国向何处去？他得出的结论是：用马列主义救中国，从此他坚信马列，矢志不移。尤其是殷夫的《别了，哥哥》这首诗，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诗人殷夫坚决表达不走哥哥指引的那条“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的路，而要向那条充满“危崖荆棘”、“死亡”、“白骨”的征途进军。殷夫他“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而“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他要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一个给人间以光明”的共产主义战士。魏宗唐对这首诗反复阅读，爱不释手，越读越觉得此诗道出了自己的隐衷和志愿。
魏宗唐两次去上海，以及在地方上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家庭对他的担心和不满。魏宗唐的大哥叫魏宗周，是“魏天泰”货店的老板，掌握着魏家的经济大权。他哥哥所向往的是个人名利富贵，什么国家、民族的兴亡好象与己无关。他们虽然是同胞兄弟，但志向各异。
魏宗唐忧国忧民，为探索救国真理几次离家出走，遭到大哥和婶母的劝阻、斥责，最后各持己见，关系紧张，不得不分道扬镳。作为小弟弟的魏宗唐，要是肯听从大哥的吩咐，不但
有安逸、优裕的生活享受，还会有飞黄腾达的路子，然而他却偏偏走了与大哥相反的路。
因此，魏家除了贤惠的妻子李氏同情支持他外，婶母、哥哥都把他视为魏家的叛逆、胡闹、不务正业，自讨苦吃。在最后一次他去上海前，其婶母唯恐日后家境破败，遭受连累，因而和宗唐分了家，单独生活。魏宗唐对婶母、哥哥做到仁至义尽的劝告，但终于无效。他只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魏宗唐为了立志永久的坚信马列主义的真理，根据殷夫的“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而“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这句诗，他另起名字“魏立久”。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名字也是他坚信马列主义真理的誓言。
1931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并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东北大好河山相继沦于敌手。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魏立久，愤懑不已。
同年底，他第三次去上海。这时上海形势危急，日寇兵临淞沪，寻衅进逼，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些好心的朋友，劝魏立久赶快离开这兵祸之地。但他坚定地表示：在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刻，如只顾自身避难，能不愧死！我要尽上一个中国人的职责，要有所报效国家，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爱国将领蔡廷锴，率领19路军，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和阻挠，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决心誓死保卫上海。魏立久对蔡廷锴将军由衷的钦佩和敬仰，他决心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抗战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爱国将领蔡廷锴等，亲赴距敌只有四、五十米的前线，指挥抗战，大大激励和增强了上海广大军民的抗日决心。军民们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誓死与淞沪共存亡！各守军在防地作战，杀得日寇血肉横飞，死伤枕藉。在激烈战斗的33个日日夜夜里，魏立久毅然决然地脱下长衫，先参加到史量才组织的维持会中去，昼夜奔走街头，维持秩序，供应军需；后又参加了宋庆龄、何香凝等支持组建的义勇军。他手持武器，勇敢地走上离敌人只有几十米远的第一线，配合十九路军进行了闸北、浏河等保卫战。他在与敌人拼杀的十几个昼夜里，从未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愿为国牺牲，也不活着当亡国奴！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第一防线，魏立久也随部队退到嘉定第二防线。（武善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