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县的梁邱
费县，民国年间就是山东的大县，可能是按人口面积而定。地处鲁南山区抱犊崮山区与蒙山山区之间，一大片山河相间，一大片丘陵与平原。人民勤劳，土地较肥沃，物产丰富，且有东达临沂，西到邹、兖、曲阜的大道。梁邱与县城之间也有山沿大道，可谓交通方便。当地出产的土特产与当地人民需要的外地生活用品得到交流。因此，人民生活较之闭塞的山里人富裕方便。
在旧中国，此地依然是封建势力统治的天下，我还记下了当时流传的两首民谣：
（一）
蒙山九个头，祊河水倒流。
清官无二任，忠臣不到头。
（二）
论财产是王三尖，论珠宝是高老三。
高老三斗不过王三尖，还有故事在流传。
梁邱的大邵庄
梁邱，是费县西南部的重要集镇，镇到县城，有沿着山间河边七十里大路。东到临沂，西到滕县，交通方便。历来是山里土产黄梨、金针、核桃、柿饼、花生、药材向外的集散地，也是外地布匹、灯油、食盐和糖的销售点。因此梁邱、关阳司、在鲁南苏北都挺出名。
大邵庄、孔家汪是梁邱西边两个大村庄，李姓地主，旧时是这一带的统治势力。
温河县
1943年，鲁南部队在东柱子聚歼巨奸惯匪刘桂堂后，开辟了梁邱到费城一大片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县制，因区内温河而命名。其区划：北到临滋公路，东到崮口山区东部，南接赵鎛县（即过去的四县边联），西与双山县接界。人口约三十余万。下设①城区（对费城之敌斗争）、②马庄、③新庄、④埠下、⑤高桥、⑥由吾、⑦梁邱、⑧板桥、⑨崮口等。
县政府驻在梁邱河东道南一个村庄里，第一任县委书记许言，县长陈筹。从此温河县就成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后方。鲁南党政军民驻守机关，就进驻在大邵庄与孔家汪，指挥着全鲁南区的抗日战争、群众运动及各项建设，温河县自然就成了中心县。
初到大邵庄
1943年底，我从滨海调回鲁南，春节后到大邵庄鲁南区党委组织部报到，区党委代理书记张雨帆同志及组织部，就住在大邵庄西头地主李华儒的房子里，当时地主已经外逃。
此时，区党委正召开扩大干部会议，讨论总结鲁南近年来的斗争并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杨易辰及宣传部长陈沂到会，会上决定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由宣传部长王少庸兼任部长，会后便开始了对鲁南周围敌占城市的工作。
我的工作，直到会议后一段时间才告知留在宣传部。此时，部长王少庸又忙于新兼任的城市工作，宣传部只我一个人。后经请示批准，我编印出版了三期《鲁南支部生活》，稿子是从各县区来区党委的人那里了解的，由鲁南时报社石印的。
有时我便走访大邵庄地主李家的一些佃户，了解了一些地主对农民欺压与剥削的状况。当时，主要的地主已经逃亡离家，村中破落地主中有文化的特别是青年，也有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记得李以荣同志就是此时参加工作的，曾任费县人民政府粮食科长。
三、四月间，我军出山消灭了制造“横山惨案”的顽固地主李子瀛，我同报社张治一同回到我开始青救团工作的地区横山，对李子瀛之罪行进行了采访，后去赵鎛县段家庄“整支”。
八月，又调到鲁南中学任教导主任，回到温河县驻地梁邱东面的曾家沟。直到1945年初调到温河县委工作。此时，鲁南区党委仍在大邵庄，对全鲁南区开展了大范围的土改运动。以梁邱大邵庄为基点，展开了群众运动，控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
在斗争李姓地主的大会上，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也亲自参加，鲁南行署还在此展开了全区农民劳模大会，大大激发了农民在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积极性。记得赵鎛县段家庄支部书记宋意平（女），被评为全区劳模第一名，获得了一头大黄牛的奖励。
此时，又开办了鲁南干校，调来大批乡村干部及一批来自敌占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学习，以备今后新区的需要。
调到温河县工作
1945年春，我调到温河县委工作，任群委书记、县各救会会长。春节刚过，到达县委驻地柱子村。县委书记孙黎明就带着我走村串户，了解运动情况，走访了好多户农民，参加了多次诉苦会、斗争会。经过群众的“刨穷根找富根”（即：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群众的自发教育，深深了解到了农民受到的种种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逐渐明白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激起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情心，从而形成了我革命人生观的转变。使我这个热情抗日的知识青年改变为工农广大群众利益终生奋斗的革命战士。
从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到这年秋，全县群众运动告一段落时，便召开了全县农、青、妇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县的各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青救会。我被选为县各救会会长。
当时农、青、妇的会长均为脱产干部，均有政府统一供给。记得县农救会长是由吾区的一位农运积极分子，由代表大会选定的，便脱产来到县上，同我吃住在一起。不多时，他住不惯县机关，便经常回到本村家里，遇县开会或有事再回来。
我除县各救会本职工作外，还有县委会的分工，经常到崮口区和城区，同区委一起参加对费城敌伪的边沿斗争。深入近城的边沿村庄了解敌情，监视敌情，相机打击出城扰民的小股敌伪。遇大批敌伪出城扫荡时，即组织群众躲避转移；当敌伪退却时，组织民兵予以追击。……
到八月三日，敌人乘大雨之后的夜间东逃临沂。
恢复费县县名
得到费城之敌东逃临沂消息以后，我正在崮口区，即同城区书记王敬明等率区中队、民兵进城。又急报县委县府。进城后即安定城区居民，维持秩序。敌伪机关门户大敞，满地是丢弃的杂物和废纸。
我立即赶到伪县府派人收查敌伪档案等。见其是在一个大房子里，为集体办公，室内放了一些桌凳，桌上都有从屋顶吊下的牌子，如民事、财政、司法……在伪县财务科长抽屉里搜出一二个木制名章，可见在平时他以假名报销贪污自肥。
当日，我县府各科也相继进城办理善后，我代表县委住西门里天主教堂南院指挥，天主教人员亦随敌伪一起逃走，城区驻在南头，维持城关秩序，开始进行群众工作。……
由于费县县城的解放，上级命令：恢复费县名字，将温河县改为费县。将原属鲁中区的临滋公路以北蒙山前的一部分村庄，俗说的“山前十八村”从原蒙山县所属划归了费县。为此，我曾代表费县走访鲁中费北县委书记刘次恭同志，过去我二人曾在兰陵相识，见面后彼此十分亲热，受到他很好的接待，很顺利地办好了交接。……
1946年春，我同孙黎明同志一起去地委开会，地委住在曲阜孔府内。此时上级决定孙黎明同志调新区凫山县工作，地委书记杨士法告知我继任费县县委书记，会后，孙向我作了交接。
我担任县委书记后的县委委员及其分工是：县长王林秋、组织部长丁次乾、宣传部长朱奇民、群委书记吕墨池、人武部长王溪如等。成员多是新调来的，大家比较主动，合作其事，各负其责，团结较好。除负责本城工作外，还分工负责具体指导分工区的工作，经常下去巡视，检查工作。
此时，老区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继续开展生产运动与文化教育运动，还有动员青年参军以壮大主力。新区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和恢复秩序，组织群众生产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进行和平谈话，蒋介石撕毁协定后，派兵进攻解放区。为此我县进入了全民支前运动，一批批青年参军，许多担架走上前方。后方各村妇女做军鞋，磨麦、压米，支援苏北战役、鲁南战役，直至临沂的保卫战。当敌军压迫鲁南时，县委机关便撤离出县城，驻到城南的北马庄，县委诸同志分头去各区动员支前。
1947年春，临沂前线吃紧，一天夜间，鲁南支前指挥部负责人魏思文打来紧急电话，又催担架，说道：“如误军机，陈军长对我们不客气，我们也会对你们不客气！……”说得十分严厉。
正是大雪之后，交通班多已外出，再无人送信了，只好将机关文书、炊事员动员起来，去各区送信。但在次日黎明时，我到村外走动时，即发现我军沿山间小道几路迅步向西北撤退。我察觉临沂我军已不守，费城会为敌占，便决定将县委机关撤进山里，驻到埠下区上山庄，准备就地坚持。
华东局发下“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指示，上山庄处在县中心区，临近费城返梁邱的大道，背山面对一片丘陵，与各区联系也比较方便。在此召开了县委会议，对今后的坚持作了研究：分批将老弱干部、军烈属及机关后方向鲁中撤退；动员各村坚壁清野。
同时就敌后坚持问题，县委进行了分工：我分工到中心区梁邱，带县交通班，以便与各区联系，确定县长王林秋率精简后的县府机关临时转移去费北，伺机返回进行全县善后。……
敌后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占临沂后，我军在莱芜一举包围歼灭了李仙州部，接着又在孟良崮全歼张灵甫七十四师，大大震慑了进入山东之敌。致使敌占临沂后迟延了一段时日才西占费城，然后又进攻鲁南根据地。……
当敌人大举进攻费县中心腹地时，鲁南军区还驻在梁邱西面的孔家汪，我在上山庄时不断向军区报告敌情。当临沂之敌进占崮口山区西到柱子山时，我向区党委书记傅秋涛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示我突围方向。他即告诉我：“黄昏时向东南方向走，如遇敌即伏地向其射击，便可安全突围……”遵嘱于黄昏突围时，果遇敌先头侦察部队，经伏击后我们安全脱险，到达新庄以东地区。
敌军进驻梁邱，立即修筑了工事把守。我同县粮食科长李一荣带交通班向南绕到梁邱西山与双山县搭界的山村一带监视敌人，了解敌情。得悉驻梁邱之敌非蒋氏嫡系部队，乃系原西北军，且在江西与我红军交手过，深知我军的厉害。
曾听到敌军官讲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鲁南中心区，共军虽已撤离，但仍留有地方武装，要严加防范，决不可硬拼，要支持还乡团逐村进剿，摧毁村政府和群众团体。”于是地主还乡分子十分猖狂，对我村民、民兵家属、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实行抓捕、拷打、枪杀、投井……种种酷刑，惨不忍睹。还纵火焚烧房屋、家具、农具等。
及至我们夜间潜入村庄，进入农户时，见人人呆若木鸡，怎么也问不出话来。不得不失掉了与群众的联系。我们白日只好躲在山头与树林间，为了了解周围敌情，只有夜间去米家山顶，向该村赶四集回民群众了解，因为这些回民群众日常赶四集经营皮货生意。……
一日接到由吾区的来信，得知在此坚持的县委同志率县大队翻山越过费梁公路，在进袭驻埠下还乡团头目李登楷时扑空，黎明返回过公路时，遭到费城、梁邱之敌伏击，损失颇重，县大队长张明贵被俘。闻讯我即率交通班赶往由吾，在梁邱与关阳司黑夜过路，到达由吾时，知县大队牺牲了五位同志。
在这里又遇地委前来检查工作的副书记张庆林，即与他和县委商量召开追悼会的事……不几日，费城之敌向由吾进犯，支持还乡团逐村推进，我们只得乘夜转入费城南部崮口山区，驻天井汪一带。
这时，梁邱之敌又在马厂安设据点，加重对我方的包围。此时各区已难就地坚持，便同民兵、村干和一些家属赶来和县武装会合，滚成一个大雪球，目标大了更吸引敌人，形势非常险恶。此时有鲁南军区特务团团长兼政委石仰天率部来，支援我们，和驻马厂、梁邱的敌人拉锯，形成对峙。敌人白天进攻，我们晚上转移。天天如此，我方人员不得睡觉，吃不好饭，鞋子坏了无处补。如是我曾连续十二个白日黑夜未得睡觉。……
时至夏季，特务团被调走，我们坚持已经十分艰难，但没有命令，又不能离开费县边沿。正在焦虑之际，忽然得到鲁南军区来到赵鎛县某村消息，我即去请示，见到了傅秋涛政委，然后和他的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结束了我们在敌后56天的艰苦斗争。
当夜突围到鹅旦，来不及休息就参加了著名的“鹅旦”突围。途经南哨村时，我还到了丁次乾的家，他在高桥区没退出来，我给他父亲20元银元作路费，叫他到鲁南去找丁。他六十多岁，答应了。
我们撤到滨海区后，这里没有敌情，上级命令鲁南撤出的人员休整待命。不久听到华东一、四纵队进攻费县消息，上级命令费县要组织一部精干人员回去配合行动。我即召开县委会议讨论决定：大部分人员暂留这里待命，我同公安局长刘琪带公安武装及各区精干小组急返费县。
赶到费县时，新四军已经攻克县城，并已经撤离向枣庄方向前进。城内居民大部逃出，街上一片狼藉。由于战局扭转，进入山东之敌纷纷掉头南返，费城不时有敌军过境，我们也难在城存留，就转移到埠下一带。接着王林秋也率部从鲁中回来。
敌人占领费县期间，支持还乡团对群众进行空前的摧残，群众对他们种下了仇恨。等我收复后，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报复情绪。加之大批支前民兵，担架从外返回，带来了一些“左”的报复行为“望蒋旗”、“盼蒋台”等，很快在县内一些村庄发生了“乱棍打死”地主、还乡团家属的事。
我虽认为这是一种“左”的过火行为，也难出面制止。便到区党委驻地孔家汪去请示傅秋涛等几位区党委领导同志。不久，即以通过积极分子说服群众，采取“人民法庭”判决，报经政府批准的形式，扭转了群众中的极“左”行动。可见群众中的“左”，只要领导清醒，坚持教育引导，是不难纠正的。
这年秋，区党委决定调我去《鲁南时报》社任总编辑，县委书记由刘剑接任。由于华东局召开大鲁南县委书记会议，刘剑要去参加，又留我在费县工作了一段。后来区党委为贯彻全国土改会议精神，便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团，又让我为团长，在新庄、板桥区又做了一段土改基点试验工作。
直到这年冬，才正式调回报社，真正离开了费县。前后在费县地区工作近三年，在土改、战争中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深的友情。1983年我重回费县、县委请我题字，我欣然提笔，写下了“草木皆有情”五个字。
（2004年12月27日于北京 作者曾任温河县、费县县委书记，后在国家体改委离休，本文采用时，限于篇幅，酌有删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