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青年学生到山东团组织领导人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曾用名李立章、李涤尘，也叫过老张。1905年农历六月初三，出生在广饶县西李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入本村私塾，11岁考入刘集振华高级小学，刚刚15岁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立青州第十中学，满怀激情地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时代洪流之中。
1922年9月，省立青州第十中学由济南转来几位老师。其中就有王翔千、王振千兄弟两个，他俩都是山东早期共产党员。他们任教不久，便组织了李耘生、刘子久等一批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 《中国青年》、《向导》、 《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等进步书刊。在王翔千老师的鼓励下，李耘生开始与党的一大代表、山东省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通信，深入探讨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3年10月，在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运动中，李耘生经王翔千和王尽美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王翔千领导下积极筹建青州团支部。 1923年初冬，以省立第十中学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耘生任委员长。同时，李耘生介绍同学刘子久入了团。不久，李耘生就接到由王翔千转来的王尽美的信，要其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底，李耘生来到济南王尽美身边。从此，开始了他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
1924年2月，经王尽美介绍，李耘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李耘生被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全体大会选举为济南团地方执委秘书团的“三大”前夕，团的负责人称为秘书。，担负起济南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李耘生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团的组织。他任职不久，就与济南团地方执委的王辨等其他委员分别深入到津浦大厂、济南火车站、鲁东纱厂的青年工人中去，了解情况，传播新思想。为提高青年工人的思想觉悟，他们积极创办工人业余夜校，编辑出版进步刊物，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8人，李耘生是其中之一。这次大会做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即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后，李耘生留任团中央。直到“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加强青岛人民反帝斗争的领导，受团中央的指派，李耘生重返山东，去青岛接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6月5日，李耘生去青岛途中在青州逗留了一天，旨在动员青州团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有效地反帝斗争。6月6日，李耘生同志抵达青岛，正值青岛纱厂工人掀起第二次罢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胶澳督办(青岛市长)温树德，调动3000反动军警，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搜捕、大屠杀。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学生和山东各地人民团体纷纷来电，支援青岛人民的反帝斗争，并捐献救济失业工人。李耘生不顾劳累，当天就与中共青岛地委接上了关系，立即展开了工作。在中共青岛地委的领导下，李耘生组织发动了一场有7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支学生队伍，在军阀派出的大批武装军警面前，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向全市人民控诉了英、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罪行。
6月21日，青岛团地委进行了改组，李耘生、王元昌、于维功、贺启元、于佩贞5人当选为正式委员，组成了新的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李耘生任书记兼组织部长。 7月23日开始，在青岛党、团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大康、隆兴等纱厂相继掀起罢工。日本领事和资本家勾结青岛商会，以30万元巨款贿赂了山东军阀头子张宗昌，张宗昌指派后方司令任锡吾带领反动军警对纱厂工人进行了野蛮地镇压，对共产党人大肆搜捕。邓恩铭、李耘生等领导人不得不暂时转移到外地。1925年深秋，李耘生奉调济南，继续负责济南团的工作。
经过革命实践锻炼的李耘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逐渐显露出他非凡的才能。1924年8月到1926年2月，李耘生先后担任济南团地委书记和青岛团地委书记，这一期间，正是白色恐怖笼罩山东大地之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中央和上一级党的领导机关写了许多报告，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这些资料现存于山东革命历史资料档案馆。团地委以“耘”等名义发出的《通告》、 《宣言》、 《宣传大纲》等文稿，皆出于李耘生之手。
二、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1926年冬，为了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李耘生就是这时应党的派遣，从山东来到武汉。1927年1月，李耘生由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武汉市硚口特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区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有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章蕴(原名杜韫章)、宣传部长王自强。
硚口是工厂较为集中的地区，主要有申新纱厂、泰安纱厂、既济水电公司、英美烟厂等近20家工厂，工人近3万名，是当时武汉市一支不小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每天做工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有的甚至16个小时，但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1927年旧历年关的前夕，李耘生领导硚口区委组织发动了一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提出了“年关发双薪”的要求。日本厂主看到工人们组织严密、来势勇猛，吓得当天下午就答应了条件，立即发了双薪。年关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威力，也体现了李耘生和区委的坚强有力。
李耘生和章蕴在斗争中紧密配合，在工作中加深了解，从互相支持到彼此爱慕，在1927年4月底，经组织同意，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不久，他们就组织了有30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讨伐蒋介石”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举行“分共”会议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这时，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登报退党，有的成了叛徒。而许许多多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则不屈不挠，坚持斗争。这时，湖北省委派李耘生担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李耘生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1927年10月，李耘生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武昌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武汉暴动创造条件。李耘生认真分析了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武昌党组织力量已很薄弱的客观现实，认为发动罢工势必益少害多。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然而，得到的回答仍是 “要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李耘生同志只得保留意见，被迫执行上级的指示。慎重地从党的力量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一纱着手发动罢工。20日，市委一声令下，一纱全厂9000余名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4名剪毛女工为理由．发起了声援一纱的罢工。这场罢工斗争，虽在社会各方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形成了声势，但由于汪精卫反动势力的嚣张，最终被反动派武装镇压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捕杀，酿成了惨绝人寰的武汉“震寰事件”。事后，李耘生非常沉重地总结了这次罢工斗争的教训。分析了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实际，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完全同意罗亦农的意见。李耘生同志在武汉工作一年多，被罗亦农同志评价为“得力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