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农历除夕晚上，我因腿部受伤被王成照、王太京2人抬到窝洛子村的乔瑞风家。当时已近半夜，乔瑞风和其丈夫王光春热情地将我们接进家，随即把我安排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小南屋，铺好被褥，让我躺下。为了防止万一，当夜又组织人挖了个临时的地洞，以备正月初一敌人搜查时给我做隐藏之用。夜里，乔瑞风端来一碗咸盐水，一边用棉花蘸着盐水轻轻地擦洗着我的伤口，一边跟我说着话。他见我脸色苍白，面带愁容，便安慰我：“你不要担心，在这里养一段时间，伤口很快就好了。”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听着她亲切朴素的话语，我深深地感动了。从此，我便在她家住下，成了她家的一员。她们全家待我象亲人一般，处处给以照顾。她家的孩子都很懂事，在我休息时，从不打闹。乔瑞风一日三餐为我端水端饭，有时她没有事，便和我一起闲谈，借此机会，我了解到她的身世和走上革命工作的经历：
她于1899年出生在乔家村一个中农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姊妹又多，从小便饱尝了人间的困苦生活，同时使她养成了勤劳节俭乐于助人的美德。1938年日军侵占平度后，已和王光春结婚的乔瑞风看到日军对人民的残暴，同广大人民一样，心里充满了仇恨，盼望能早一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1939年，党在大泽山区开展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窝洛子、乔家等村的许多人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乔瑞风的丈夫王光春和娘家的3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下，她也积极为党工作，于1940年在其弟弟乔堂德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由于她工作积极认真，勇于吃苦，入党不久便被推选为村妇救会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
了解到她的身世和经历，我对乔瑞风更加敬佩，我感到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却有这等崇高的品质——为革命为同志舍生忘死，无私无畏。
我在乔瑞风家养伤，给她们增添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安全。当时离窝洛子村3里路的北台有敌人的据点，高望山、大田据点里的敌人也经常出动“扫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伤，万一走漏风声，我个人的安危是小事，乔瑞风一家人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此，我曾多次提出转移他处，都被乔瑞风劝阻。她说：“你放心吧，有我在就不会出问题。”为了保护我，她叮嘱孩子们对任何人都不提我养伤的事，并且教育周围群众保好密，暗中保护我，还让孩子们以常到村头放瞭望哨，防备敌人突然进袭。
当时，正值日军对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蚕食”和“强化治安运动”时期，一时间，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有的变为游击区。敌人几乎是3天一进村，5天一清乡，形势极其险恶。为确保我的绝对安全，乔瑞风和丈夫王光春组织了几个可靠的群众，利用晚上的时间又在村南崖下的水沟边，挖了一个较大而又十分隐蔽的地洞。在北风怒吼的数九寒天里，他们每挖到深夜。乔瑞风同志的手冻肿了，震裂了，但她从没有在我面前叫过一次苦。洞挖好后，她又对洞口进行了巧妙的伪装，把挖出的新土上面散上豆子，赶着猪到上面拱吃，这样的伪装，把挖出的新土经过猪的拱翻、践踏，便和原来的土一样，十分隐蔽。从此，每当得到敌人要出动清乡的消息后，乔瑞风便撇下家中的一切，迅速的背起我向洞口奔去。她是小脚女人，加之体质瘦弱，背着我很吃力，但为了抢时间把我尽早送进洞里，她咬着牙小跑般地向前赶。进洞后，她脸上的汗水都顾不得擦，就忙着封洞口。往回走时，为了不在沙地上留下脚印，她每次都是跪着爬出水沟，边爬边把留下的脚印用手抹掉。待敌人走后，她又来到洞口，背我回家。我曾在这个洞里隐蔽过数次。有时日伪骑兵从洞口上面行走，我听到马蹄声音，也没有被敌人发现，都一次又一次地安全度过了难关。由于乔瑞风一家的精心照料和周密的安排及无私的关怀，我的体质恢复很快，我深受感动，心里经常在想：多好的同志，多好的党员，又多么象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红嫂！是啊，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得到过多少象乔瑞风这样的群众的无私支持和热心帮助啊！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的伤逐渐地好转，这是乔瑞风同志精心照顾、细心护理的结果，这是我永远难忘的。
为了医治我的伤口，乔瑞风和丈夫王光春跑里跑外，四处求医。当时，中西药都作为重要的商品被敌控制，非常缺乏，尤其是医治红伤的药品，敌人控制得很严，买此类药品是要冒风险的，稍一不慎，就会被敌人抓起来，轻则遭受毒打，重则丧生。在此凶险的环境中，乔瑞风同志费尽心机，不惜花钱，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买治伤的药物。为了使我的伤口愈合很快，她多次请来了双庙村有名的崔泮明医生给我治伤。崔医生不怕风险，不畏劳苦，经常绕道10多里路避开敌人的岗哨坚持给我包扎换药，加快了伤口的愈合。
在我养伤的日子里，乔瑞风同志为让我吃得好，吃得饱，竭尽全家的一切为我调剂生活。那时，群众生活很苦，不但很少有细粮，就是玉米、高粱、地瓜干等也不够吃，每到春天，不得不过半糠半菜的生活。乔瑞风家里也是如此。平日她们全家省吃俭用，过节都舍不得吃顿白面，但当县委和公安局的同志到她家时，她总是拿出白面做成面条、火烧等面食招待大家。我在她家养伤时，更是一日三餐吃白面，不时我看到她家的孩子也象大人一样啃吃掺着野菜的高梁饼子，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便把面饭分给孩子们，她家的孩子都很懂事，一点儿不吃又送回我的手中。初期，我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浑身无力，为了滋补我的身体，乔瑞风杀了几只老母鸡，煮做鸡汤，让我吃喝，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我的伤痊愈了。临走时，我望着乔瑞风那因操劳过度而布满皱纹的脸，感激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她们。
时隔不久，我又患了可怕的回归热病，高烧到40度，时昏时醒，病情严重，同志们又把我送到乔瑞风家里。乔瑞风同志不怕传染，不怕脏，一步不离地守在我身旁，给我喂饭。在我病重期间，她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守在我身边。待我病情有所好转后，她又找人把我送到七里河子村，找到姜新法医生给我治病。当时正是敌人进行“扫荡”的季节，白天，她夫妻俩经常以探亲为名轮流到村头放哨，一发现异常情况，就把我转移到安全地带。有一次，敌人突然闯进村子，转移已来不及了，乔瑞风同志急中生智，忙让自己的大女儿王秀桂躺在我身旁，万一敌人进屋搜查，就说女儿、女婿得了回归热，不能靠近。敌人走后，乔瑞风才放心地叫起大女儿。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的病完全好了，但乔瑞风家的两个孩子却因我的传染而得了回归热。对此，她毫不在意，更无怨言，我走时她还一再嘱咐我注意身体。多好的同志，为革命抛弃了家庭，为同志献出了一切，当自己的孩子又得了重病的时候，想到的仍是自己同志的健康，这种舍己为人，无私无畏，以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吗？！
当时平北公安局有的同志的家在敌占区，乔瑞风经常把这些同志的家属秘密接到她家居住。我记得崮山区公安员王太京同志的家，在敌人据点附近，处境危险，乔瑞风同志主动把王太京的爱人接到自己家中一起吃住，如同亲姊妹一样，遇有风险，总是她自己承担，保证了同志们家人的安全。同时她还多次给西海和县委的同志存插过文件和文件包，都没发生任何意外。
当时，在平北公安局每当提起乔瑞风的事迹，同志们都是赞不绝口。侦察股长王良满怀激情地说：“是的，乔瑞风同志对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我们侦察股的同志执行任务路过她家，总要进去吃顿饭，有时干脆住在她家。有时我们要到北台去侦察敌情，带长枪不好过，她就让丈夫王光春用粮食袋子把长枪装起来，送出关卡后再给我们。至于拿她家的条筐、布袋子等工具化装用时，她从不吝惜，也不知给丢了多少，真是个好同志啊。”有关她的故事，许多同志说起来都是一套套的，说也说不完。她确实是一个革命的老妈妈，象沙家浜的沙奶奶，是红嫂的化身。
1944年，我被调到掖县公安局工作，从此便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她。
建国后，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她仍健在，并且继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很高兴，多次想找个时间探望她，但苦于工作，不得脱身，一直没去成，只好以书信的方式向她问候和祝愿。
1983年，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她虽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但她那种一心为革命，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品质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丁江，山东省莱州市前洪沟村人。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月至1944年3月任平北县公安局长。建国后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处书记，泰安专署专员等职。现已离休。此文原刊《平度公安志》585——5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