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即孙聿修，1930年被捕，曾用孙惠卿作为掩护。生于1911年，现年43岁，系山东寿光范于庄人。于1937年11月重新入党，同年12月转業至部队，历任股长、科长、政委、副部长等，现任山东军区速成中学副校长。
第一、家庭情况、亲属关系及其对我的影响
1、家庭经济状况的演变
听说在我祖父时，家庭生活还好，相当于中农，后我父亲兄弟三人分了家，生活就下降下来，因生活困难，父亲曾被迫应募了袁世凯的新军去当兵。后来佃种赵光庆家土地一部分。一九一六年之后，由于兄孙文修为华工，2个姐姐结发网，生活稍微好些，但土地并未增加，自有土地二亩半（大亩），一九二二年父亲做发网生意，并与人合伙做中药铺生意，一九二三年后，父亲及大姐、三姐相继死去，经济情况显著下降，在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尚勉强供我与肇姐（注：父亲的二姐孙肇修后改名陈少敏）上学。但因军阀统治的苛捐杂税，土匪部队的敲诈勒索，佃租的土地已为地主大部出卖，仅余围宅部分，而自有土地仅大亩二亩半，已频于破产，我与肇姐参加革命后，也曾用些钱，于是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一九三三年出狱后更是积债累累，苍夷满目，哥哥又病倒，费用颇大，而不得不将其所有典押出卖，以变产还债了。三四年后，我任教员，每年有数十元到百元左右的收入，哥哥死后，人口减少（仅我与母亲二人），早晚自己亦参加劳动，才勉强生活下去，并渐有起色，三七年赎回土地一亩，抗战过程中，母亲生活据说非常困难，政府曾多次予以帮助，四八年母亲死时，继入侄、侄媳各一人，五零年土改，分入土地一部，现共有土地四亩半（大亩）生活勉力维持。
总的来说，家庭成分，在我小时和出生前是一个贫农，我十岁以后的几年像是一个佃中农，但很快就下降了，仍降为贫农。
2、家庭人口情况及其对我的影响
祖父母我没看到过，甚至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因此对我毫无影响。对我有影响者，是父、母、兄、姊等。
父名孙万庆，富正义感与民族性，热心地方事业，并曾倾心于革命斗争。小时候读过几年书，与两伯父分家后，由于经济困难，表现了对现实不满，而苦闷，一度以赌钱消遣。时袁世凯正在小站练兵（天津），又赌气应募当兵，庚子之役溃散回家，仍务农。又与赵XX等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创办小学，一九一三年参加二次革命，一九一六年参加讨袁之役，任过连长（时赵中玉在潍县组建讨袁军），部队改编后回家，即从事教育事业，死于一九二二年。在他未死以前曾将辛亥革命的故事、庚子之役的情况讲给我听，并鼓励我好好读书，好做大事。他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是那种主持正义的精神，哪怕是在不利的情况也是如此。那种不苟语、不轻诺、诺必坚决完成的精神，那种爱国的精神，这些都给我以强烈的影响，迄今在我的作风中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勤劳俭朴，个性急躁的人，当家事日非的时候，即信耶稣教，以自慰。我生活俭朴、个性急躁，她的影响是很重的。
哥哥孙文修，欧战应募为华工，一九二一年回国即务农，于一九三五年病故。他对我影响不大，只是他回国后多次的讲述欧洲文明和欧洲情况，使我知识开化了一步。
大姐与三姐早死，二姐孙肇修（即陈少敏）与我感情融洽，因为每当我与母亲和哥哥吵闹时，她总是站我这一面。
3、亲属情况
伯父母与叔兄弟等皆务农，亲戚也都是务农的，且都是中贫农。仅表兄董从善三十年前未分家时是地主，分家后降为中农。故他们对我无任何影响，仅是他们认识我与我父亲“性情作风一样，了解的人反映良好”。这可能与我的骄傲自满有关。
第二、入伍前的经历及个人思想演变过程
一、求学时期
八岁入本村小学读书，邻里目为文雅而用功的好学生，十四岁考入县城西关私立宏毅小学，此时知识初开，在父兄故事性说教的基础上，初步意识到国步艰难，外辱日迫，仇视当权者争权夺利，而生长着狭义的爱国思想。在求学目的方面，则存在着幻想，但无大的野心。只求得有个较好的职业，使家庭生活稍宽裕些。另外有时想到，应该做一番事业，以扬眉吐气。总的在我童年时代，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生长着爱国思想，同时也生长着个人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启蒙时期。在整个环境方面，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年。
十六岁（一九二六年）升入潍县广文中学，为插班生。这时家庭状况已很困难，每学期十几元的学费都依靠借贷。而所得到的舆论是：“穷孩子还要上学，真是不知道自己”，“不想想有多大家底，还供给二个上学的”，这些讽刺使母亲难过，但她仍坚定地勉励我与肇修读书。再加上赵姓地主亲属对人说：“好就好，不好就拿棍子赶出去”（因为我家是住赵姓房子，种赵姓地）。这一些，一方面是激励了个人读书积极性，想从读书中改变此种情况，另一方面也使我初步认识到旧社会、旧制度的可恶。这种认识还只是感性的，还没有全面的认识。因此有时幻想到，如果一旦有能力，必将此种罪恶现象踢翻，然而踢翻了建设什么则毫未想到。由此看来，由过去那种狭义的爱国思想，已初步接触到社会问题；在原有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又初次的暴露着狭隘的个人英雄思想。一九二七年春，认识了同学宋文恪、齐福宗等（事后了解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启示是，旧社会这些罪恶必须推翻，要以革命方式推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此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名字，他的启示在我来说，是完全符合个人思想情况的，因此很容易接受这种启示。是实正是大革命后期，宁汉正分裂，而武汉政府的残局仍在支持，“四.一二”的影响,在学校似未引起重大影响,因此在学校中似乎还没有正式分裂。（暑假中，了解寿光情况，及我参加共产党后至九月份才听说国共分裂），于是在四月间经齐宗福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其动机是：在爱国思想与对旧社会、旧制度不满情况，个人为找出路，但未参加过一次会议，仅介绍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给看学校因孙传芳部队退至潍县，为免意外，于六月初即提前放假了。在暑假中，又经李文轩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即转学到本县县立中学。一九二八年春，因国民党反动派在寿光已掌握了政权，而离开了学校。
总的看来，在这一时期，整个情况是处在大革命高潮的时期，五卅运动的影响颇深，初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从狭隘的爱国思想已初步接触到社会问题，又由于受到经济压迫，感性的对旧社会、旧制度不满，认为现社会极不均，必须改造，至于如何改造则是盲目的。而在思想深处又含有扬眉吐气的成分，因之，个人主义思想，基本是占主导地位。
2、入党动机、地下工作及被捕后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夏，经李文轩介绍入党，无后补期，入党动机是不够纯正的，因为当时思想主要是：㈠由于对国事不满，而产生的爱国思想；㈡对旧社会、旧制度的不满，而盲目的想改造他；㈢由于家庭及个人没有社会地位，处处是在矮檐下，幻想在另一人群中寻找个人出路，发展自己的名誉、地位和英雄思想，以便出人头地的为他人所驚異敬佩。入党后几年，都是做团的工作。二八年春，任团县委宣传部长，秋任县特支书，二九年任（团）县委书记。同年秋，调济南作市委工作（注：团济南市委）（实际是恢复工作）。入党后表现了积极热情，故一下子提拔到领导地位，但由于学习差，水平不能提高，对党的事业认识上是模糊的，乐观的，盲目的，存在着幻想似的了解，概念的知道革命是为了人民大众，只有共产主义实现，才能推翻旧社会、旧制度，才能实现人类平等。对党的最高纲领思想上还限于抽象了解，没有意识到实现革命内容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只是觉得旧社会可恶，应该彻底改造。所以工作是热情的，积极的，这种热情与积极，基本是在个人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入党动机中既含有浓厚的在另一人群中找寻出路的个人主义动机，而入党后发展又较快，为党所注视，为同志所尊重，自己又不从个人能力、水平、知识、思想诸方面认识自己，于是滋长了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的个人英雄思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完全暴露着小资产阶级知识的分子初参加革命时的狂热性、盲目性与投机性。
一九二九年一月间，王用章、王复元兄弟相继叛变，在山东各地举行了三次大破坏，主要工作区损失重大，党团临时省委皆移住青岛，是年秋，我因国民党的迫害，不能继续在本县工作下去了，团省委决定调济南做恢复工作，为省委回济做好准备条件，省委迁济后，不久高升、李志英由青进来济，党省委书记张金德即令李志英与我同住隐蔽。数日后张告诉说：“高密通讯处已被破坏了（指马福堂被捕）恐其供出省委机关”，有些重要文件送我处保存。不意，二月七日下午，李志英外出时，于路上被追辑者捕去。当即供出省交通王XX，王XX被捕后即破坏了省委机关，捕去张金德、高升二人，晚八九时，李志英带同叛徒将我捕去，并搜去全部文件。次日在张金德处捕去潍县初来农民同志张XX，第三天在我处捕去北原学生杜光等二人。第四日在我处捕去初由中央来之李克平夫妇。张金德与李克平原约定在大明湖岸由张跟他见面，并给他生活费，我与张被捕后，李因数日未联系上，即直接去我处而被捕。前后被捕九人，分三案，张金德、高升、李志英、张XX、我为一案，李克平夫妇为一案，杜光等二人为一案（不久保释）。初审在南关一区，由叛徒王用章审讯，首先问高升、李志英、张金德、张XX，最后是问我。我除承认一九二九年经齐宗福介绍入党外，文件是旧同学张文选送来保存的，李志英也是他介绍来住的，并未供出他人，李志英也未强证。次晚，即送公安局转高等法院，经过检查、审讯、判决三庭，判徒刑十一个月（全案五人皆十一个月）。当时在思想上由于对被捕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表现了麻痹，警惕性不高，如何组织口供，应对叛徒的拷问毫无思想准备，临时张金德告诉要相互不认识，才编了一套口供出来。由于道德、品质的支持，不愿做损人利己的事，在严刑下并未供出他人。同时认为被捕坐狱是革命者不可免的，也是光荣的，在个人历史上将有悲壮的一页。转入监狱之后，由于徒刑较短，思想上负担不重，安心看了些理论书与文艺书。一九三一年一月，期满前一日，省党部通知：“政治犯停止释放”，思想非常苦闷，接着又是军法会审，重新审问者三十二人，我们一案四人（潍县张XX已病故）全部在内，三十二人中为反动派枪杀二十七人，我党优秀干部邓恩铭、刘一梦、张金德、李克平等皆在内，闻之痛心！剩余五人为马福堂、王崇五、高升、李志英及我。军法会审后又要我们写一个悔过书，可期满释放。这当然是一个骗局，当时认识不及此，即照原来口供写了悔过书，结尾处写了几句误入歧途，改过自新的话。在这时期，由开始的轻松麻痹，一变而为负担承重，过去那种盲目的乐观气概，开始变化为沉闷、消极（对人生的消极）。思想上出现了达人安命的人生哲学，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抗，只剩下了不满和诅咒。“让大地毁灭吧，一切都毁灭”写在我的日记前头。同时看到同志们被杀，对国民党更加仇恨。
一九三一年七月转入反省院，入院并不根据个人意志，凡徒刑期满，及徒刑超过三分之一者送去入院，并无手续，我在反省院共住四期，每期六个月，共二年另二个月。
在反省院中，生活上除每天四小时的课程外，下午三小时到工厂去，晚上可以看看书，课程是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心理建设为主，点缀写国文、地理、自然、常识等。每月每期有考试，每日写日记，其主要部分是感想，大部不是写些悲哀情绪，就是抄书，而真正有感于中的是不能写的，在二年多中，与马福堂、尚连臣、任连国、杨恒安、李XX等接近多，形成一个读书组织，所读的书除有些人带来的外，有时也集资购买（看进步书刊都是偷着。由于自己处事不老练，与王崇五、谭克平等关系很坏，形成了直接冲突，促使院方对我的怀疑。故于王永洲、孙肇修及邻居李承章去看我时，都专人窃听、监视，李承章并因此受到重大嫌疑。这对于自己出院时间的延迟是有很大的关系。在反省院的第二期，第三期因院方出题目写文章二次，一次是资本主义之我见，这篇大意是社会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当前中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一次是如何根绝“赤祸”，大意是需 “三民主义，并见诸实施是治本办法，”采用镇压利用叛徒是治标办法，当时写的主要动机是不写不行，写些你愿意听的，隐蔽自己的真实思想，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无立场的失节行为，入院后不久，因院方目为“鲁莽減裂，不堪造就”，而被记大过一次，迄第四期将结束始撤销。
每期结束，院方开评判委员会，决定何人出院。评判委员会组织是省党部、高等法院、反省院主要负责人组织，而以省党部为主，第四期出院的20余人，我是其中一个，杨洪安、马福堂、高升都是这一次出来的。出院时必须完成手续，填写悔过具结、通讯具结、家长具结、铺保具结等。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完成上述手续后出院的。当时对填写这些具结，只是看做手续，所以思想上没有任何考虑，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在客观上，在效果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以及党在政治上的重大损失，因之也就没有认识这就是失节。
在漫长的监狱和反省院生活中，思想变化很剧烈，对我的影响亦很大，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特点，是从盲目的轻松乐观，发展为消极悲观，逹安命的思想占着主导地位。所以在阅读上尤喜欢离人骚客的词句，助长了对个人前途的悲观和身世的悲哀。当时虽然看了不少理论书籍，仅是学术上的研究，满足个人的知识欲而已，并未因此提高政治水平，提高自己斗争意识，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受了打击挫折后，所出现的一种消极情绪的反应。将近四年狱中生活，对我的影响也是颇大的，青年的活泼丢失了，养成抑郁、沉闷、寡言寡笑、老气横秋的习惯。多年来某些方面虽有所改变，但基本上仍保留下来。
总之，在这一时期，政治上虽没有被说服而改变对国民党的认识与仇恨，改变对共产党的信仰与对革命的信念，但思想上，政治上表现了：①无产阶级；立场未确定，从事实发展过程及思想演变情况完全表现了小资产阶级革命两重性特点，尤其在写悔过书、写文章、添具结等自首行为更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与党员应有品质；②从而说明革命人生观未确定，即使表现较好的时候，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盲目性的鼓舞，一旦遇到挫折，即发展为悲观失望、消极颓丧、逹人安命思想，这又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③从而说明个人主义思想本质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全过程，如写悔过书、文章等，虽是缺乏斗阵经验，单为了取消国民党的怀疑，便于自己的出狱是其主要动机；④政治上脆弱，经不起挫折缺乏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顽强革命精神，以致向敌屈服，失掉立场。
小学教员时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八月）
出狱后即回家，一九三四年就聘为本村小学教员，三五年秋就聘为张楼短期小学教师，三七年二月因与县教育科意见不合，辞职回家。这一年就在家为农，秋八月恢复党籍后，即进行开发游击战争的工作，出狱回家后，家庭生活已困难万分，是年年关将自由土地一亩典押（是时自由土地仅一亩半）并出卖了一些农具，归还了大部分债务。哥哥病倒，母亲年老，生活的重担压在自己头上，因此除教学外，早晚还需照顾家庭参加劳动，哥哥于三五年春病故，家事已因迭迁变故而日非。三七年春始将典押之土地赎回，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在监狱中那种消极悲观情绪加速此变故，心情之坏也可想见。三六、三七年，家庭情况逐渐稳定下来，才稍微有些轻松愉快。然而，消极、颓丧、悲观仍是主导思想。由于亲身担负了家庭重担，更体会到经济压迫的痛苦，人情的刻薄，在国事方面，华北主权岌岌可危，而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不变，国事如此，家事如此，个人身世又复如此，能不三叹？对党对革命虽然存在着怀念与敬仰并曾因处于前的约定与高升联系过，但未得复而作罢。原来寿光的老同志，则因进亡、流离、被捕完全无法联系。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抗却失掉勇气，所剩只是不满和诅咒。对经济压迫还想着挣扎，但这种挣扎不是反抗，而是想在经济压迫间隙里求得自己的生存。出狱后不久，即一九三三年冬，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怀疑和执行通讯具结，曾写过一封信给反省院，报告回家后的情况和尚未找到职业，三五年冬，反省院因长期未给他信（因为回家后国民党未过问过我，且国民党县党部已取消，故三四、三五年二年未写过一次信）经县政府转来信，除责问不去报告的原因外，并要马上报告职业情况及个人社会活动情况，是时我正任短期学校教员，即将职业性质、地点待遇以及个人今后的职业打算等作了报告，这就是写信给反省院的情况与动机。
总之，出狱后，思想主导者是消极悲观和逹人安命的情绪，由于长期的白色恐怖，自己在斗争过程中又受到挫折，挫折后，思想、心情又如此之坏，但对于当时情况非常不满，尤其对反动派不抵抗、媚敌卖国政策所造成的东北沦陷、华北主权岌岌可危等丧权辱国的行为不满，所以政治上表现了极度苦闷，完全成为失意者，一方面既不能与党取得联系，又无勇气与毅力进行独立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再加对经济压迫与个人身世的进一步体会，构成了政治苦闷与思想苦闷的基本原因，这充分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脆弱性的阶级本质与思想本质。
第三、入伍后的经历及个人思想演变
一、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虽然在故乡群众中有所传闻，但并未引起群众的注意，当敌骑已进入山东时，群众情绪为之一变，尤其当黄河北岸的炮声传来，群众已惶惶不可终日了，国破家亡的预感，深入群众思想中，我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号召，给群众指出了所应走的道路。然是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寿光的代理人，却积极限制此种活动，公开宣布寿光县只有他一个是头子，不准有第二个头子，并调兵遣将准备打击寿光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情况已是箭在弦上，适于此时（十二月底），敌骑进入寿光，反动派所领导的以乡农学校为主的数千大兵望影而溃，党利用这一时期，发动与组织扩大了自己的武装，成立了八路军游击队第八支队。
寿光党在过去组织范围较广，群众基础也较好，原为农民工作区，经长期的白色恐怖，原有的骨干，皆进死流离（注1）和被捕，党的组织随延续下来，但影响范围远不如昔，抗战爆发，进亡流离者陆续回来了，党的组织扩大了，联系群众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是在寿光发动游击战争最有利的条件，故能在短时内组织了数千人枪。
“七七”事变前，少敏同志来信动员我去红大学习，因未与组织上取得联系，且路费无着，而犹豫不决。不久又来信介绍黎玉找我，当时很庆幸，从此与党取得联系。据事后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谈：“黎玉将地址交他，而因他记错，找过几处未找到，后交张以蔓负责找我（注2）”，八月，张以蔓来（鲁东工委委员）到我家，经常谈之后，对当前形势做了些研究分析，最后他告诉说，：“工委确定恢复你的关系，继续为党工作”，长期的政治苦闷，得此决定，衷心欣幸，政治活力又在活跃，毫不犹豫的接受党所分派的工作（恢复城南地区原有党的组织）。不就参加了寿光党所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任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十月间县委成立（原来是个支部），工委指定参加县委，担任宣传部工作，此后即脱离家庭，负责发动群众。敌骑占领寿光后，八支队正式成立，转业任宣传科长。三八年旧历正月初五，部队首战获捷，歼敌十余，缴汽车一辆，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而组织亦迅速扩大。二月，部队奉命东下援助七支队，于昌邑、瓦城会和，进行了合并，成立指挥部，接着进行柳疃战斗失利，张景岳将来路截断，而七支队内部问题也较多，甚至个别单位自由行动，拉回本地，七、八支队关系搞得很坏，工委书记鹿省三为金洪恩所刺杀，全军震动，七、八支队关系更恶化。这给我印象很深，对七支队也有些看不起，处此情况，部队既不能回寿光，又不能在昌邑整理，决定东下，至黄县取消支队部（八路军鲁中游击队指挥部），直辖大队，调我任组织科长。在个人英雄主义、权位思想的支持下，我对当时这种混乱情况和组织情况是不同意的。尤与政治部主任王一之意见不合（原为潍县中学校长，据说参加过CC，他怎样入党的亦无人知道七支队成立前尚是非党员是肯定的），因一个CC分子入党问题发生争执，与地方科长翟耀先因处理学生队长胡XX揭发副队长集体贪污问题而相互有意见（他将揭发的与被揭发的各打十几棍子撵回家去），对参谋长刘XX在掖县自称联军司令，看法是重大错误的，认为企图不明，总之对当时七支队几个主要干部间，已是水火不容，故不得不离开政治部，于七月调任七大队政委，八月调机炮大队任政委，十月份部队过胶济铁路南整编，十一月整编后任八支队一营教导员，三九年三月党籍审查调回山纵政治部，分配至山东干校，先后任政教干事，政治教员，政指等，十一月调回一纵政治部处理党籍问题。
这一时期，开始由于自己有些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很快的参加了领导，成为八支队的骨干之一。又为鲁东工委鹿省三、杨涤生张以蔓等推崇，在过去的思想基础上，目空一切，骄傲自满等个人英雄思想发展到极点，加以老资格自居和地位观念，看不起原七支队负责干部，以致成为团结问题，尤其与王一之、刘参谋长关系最坏，故不得不离开政治部到大队去工作。三八年七、八月间刘参谋长（原为旧军官非党员）带了一个大队私自由鄒长拉回昌邑。对这一问题的发生，自己抱着胜利者的态度，认为这证明我的看法没有错误，部队整编后，山纵派了胡司令、赖主任来做领导工作，这些意见才无形消除。今天来看，当时对问题的看法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完全是站在狭义个人英雄的角度上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不能全面看问题，对人要求过严，对工作发展要求过急，没有看到当时只是一群老百姓集合起来，也没有看到这是部队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单纯的积极热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动机虽好，而其效果却非常之坏。这说明当时自己相当幼稚，而又骄傲自满，当我离开八支队时，在政治部座谈中，有的同志给我提出这样的意见，才使我初步的认识到这些缺点，但并未真正的接触思想，到干校后，虽有所警惕，亦未得到很好改造。
二、南下到抗战胜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三九年十一月底，我与王永周（当时是随校的一队政指，现任水利局长）一块从随营学校（原山东干校改编）调回一纵政治部审查处理党籍问题，经组织部长谢有法、秘书长吴仲廉谈通一次话，后既根据分局决定之原则，决定保留候补期，时间未定，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思想是不通的，所以不通主要是从个人功臣思想出发，认为自己在发动部队中对党有贡献，党不应当这样对待我，甚至认为抗战开始需要，今天形势发展了，不须要了，就一脚踢开。虽有此种不正确的认识，并未引起思想波动。继续抗战，跟着党走。党终会了解我的信念是坚定地，同时在个人英雄主义支持下，也不容许有其他想法，党籍处理后，组织上征求意见是南下还是到胶东去工作，经过考虑后，在自尊心和爱面子等思想指导下，选择南下的道路，因为胶东熟人多，不如到一个新的地区，相互不认识，埋头苦干，争取早日转正为宜。故于十二月随吴仲廉南下。
一九四零年一月分配到南进支队任民运科副科长。这时淮北正是开辟过程，群众基础差，工作困难很多，但仍然带了一个民运队协助政府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援战争（粮食的征集、民夫动员等）的工作，七月部队改编调任陇海支队二团任民运股长，八月部队过运河开辟淮海地区，在沭阳西部协助政府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十月部队东下盐阜，带领临时组织的民运小组，负责益林镇的工人工作与学生工作。十一月、十二月二次阻击战阻击（霍守义援助韩德勤）都担负民夫动员工作。四一年二月部队回淮海接着又回淮北，时淮北地区已大部伪化，部队到达后开辟了一部分，时部队改为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六团，这年上半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带着几个干事协同政府动员群众拆桥破路，改变地形。下半年工作主要是动员新兵，接受新兵工作。
是年十一月，旅党务委员会通知我转为正式党员，时部队改编为四师九旅，在这个时期内，思想上主要问题是保留后补期的负担，但在另一方面则强烈的要求进步，要求组织对自己的认识，使党了解自己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所以在工作上表现了积极负责，不叫苦，不怕困难，埋头工作，在行动上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在态度上表现了沉默寡言，因此给组织给同志印象较好，地方反映亦较好。但在思想上缺点还多，首先这些的好表现中含有为提早解决个人党籍的成份，其次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虽自己严于控制与警惕，而改变了不少，但并未根除。
转为正式党员之后，思想包袱放下了，仍然不时考虑自己的党龄问题，过去的不满情绪消除了，对党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同时对自己的认识也进了一步。更感到自己还不够，缺点还很多，要求学习的情绪很高，求的在政治上再进一步提高。四二年春团评为学习模范，八月参加师整风轮训队，十一月因敌扫荡而解散。短短三个月整风学习中，对自己帮助很大，对自己的缺点有了更明显的认识。尤其对抗战初期的问题与保留后补期的问题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惜刚进入党风学习即仓促解散了。
敌三十三天的大扫荡于十二月底结束，估计敌可能继续扫荡，即决定我去海郑公路宿迁至睢宁段上建立情报组织，虽然这一工作是困难的，艰苦的，危险的，因关系全军安危，于是毫不考虑的接受了。到达数日后即电催回旅政治部工作，四三年一月通过伪军关系转回旅部驻地。时旅兼淮北一分区，旅长韦国清兼一地委书记，我回政治部后，韦既要我去泗阳帮助民兵工作，以便总结经验指导全盘。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工作成绩不大，选择点初为边缘，很快就变为中心区，于是转为帮助支部建设工作。
四三年六月回政治部任民运科副科长兼理敌军工作，这时环境比较稳定，部队流动性不大，且在首长直接领导下尚未出任何偏差，完成了各项工作，获得一定成绩，这时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仅有时考虑党龄问题，但地位观念却在生长，虽不明显，思想都已存在着，主要认为自己资格老，又与别人比较起来，认为自己应该提拔了。
四四年十二月部队西上开辟豫、皖、苏地区随部队西上。四五年十一月任民运科科长，三月调区党委轮训整风，整风学习中主要以保留后补期，对党认识问题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党风学习中主要做了历史关节的反省，八月日寇投降，很快做了鉴定，即回原部工作，这次整风时间虽短，然而对我帮助很大。通过以保留后补期时期对党的认识的检查，通过历史关节的反省，纠正了过去对党的认识上的错误，克服了老资格功臣等错误思想，从而检查了自己的党性，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批判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与地位观念，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这在自己思想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总之这一时期的经过，是从处理党籍问题开始，经过转为正式党员，到通过整风解决思想问题未结束，是从对党存在不满情绪，到逐渐消除，到彻底解决。在思想好的方面是要求进步，通过工作行动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坦白，尤其通过整风形式彻底交代了历史问题。缺点方面则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和某些程度的地位观念的产生。在作风上表现了忠诚、坦白，直爽，老老实实，小心谨慎，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缺点是沉默寡言，老气横秋。工作上表现了积极负责，完成任务，有钻研性与创造性。缺点是缺乏大刀阔斧精神，生气不大，有时表现粗枝大叶不细致，计划性与预见性不够，执行政策掌握原则方面较好，未出过偏差，组织观念较好，能服从组织分配，组织生活经常。总的来看，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较前一阶段有了很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