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回部队后，专任联络科长，九月部队北上到山东作战，参加了藤县界和战斗，临枣战斗和韩庄的反击战。这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受俘虏，争取训练俘虏和审查处理俘虏等。在方法上由各团组成一至两个连的架子，接受战俘，我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和训练数字的分配。在这一年工作中比较有成绩的，是吴化文部千余战俘的训练工作，这一批训练较长，补充后，检查效果很好，一般表现都不错，部队各级干部对这样争取俘虏的办法都表示满意。
四六年一月停战后，部队思想较混乱，尤其部队移往陇海路时，干部因此犯错误的不少，大部分是因婚姻问题，虽处理此情况，并未引起自己思想上的任何波动，当时我对于和平的认识，是两大阶级斗争的间隙，双方都在重新调整部署，组织力量，准备大战，尤其因为我在徐州近郊，进行对顽一一七师的联络工作，和负责与徐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韦国清的联系，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准备与一一七师对我们的态度，不容许我产生任何和平麻痹的思想，所谓和平未引起波动，原因就在这里。
四六年七月，解放战争开始，当时认为这是必然的，并没有什么可以惊异奇怪的，七月参加了朝阳集战斗，战后带突击性的处理了千余战俘，八月参加了泗县战斗，撤退时我跌伤了腿关节，仍坚持了随部队行动。九月又患痢疾，腿也未好，勉强坚持随旅指挥所行动，参加泗阳阻击战和淮阴保卫战。此后上级决定我去休养所休养。十月到了山东临沭地方，看到当地土改，思想上觉得对地富成份的军属，可以多留点地，对贫困家属应该多分点地，以照顾军属，鼓励战士情绪，这种思想是富农路线思想作怪，当时与纵队后方医院住的很近，因腿伤少好些，即跑去看看伤员，他们主要意见是前方没有人来看他们，除给与解释外，还与院方联系，了解九旅住院伤病员数字，自动的带了一部分款子，按每人一百元交给院方，发给伤员，并说明因战争环境，首长很忙，不能来看你们，特来信指示我作代表慰问大家，伤员情绪很好，事后将此问题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旅，同时又协助旅休养所及纵队医院处理了九旅的残废人员入荣军学校问题，事后亦报告了旅，十二月腿伤大好，即回前方，汇报了休养经过及处理的二个问题，首长认为这样处理很好。
一月参加了宿北战役，战后接收了数千战俘，接着参加临沂外围的运动防御战，三月参加了莱芜战役后，奉命带新兵，全纵组成一个大团，任团长，七月改任政委，十一月新兵团结束，我仍回六师，莱芜战役后，九旅改为二纵六师），因我无工作，成立供训队时要我去任支部书记工作二个月。四八年二月初参加了土改学习检查，未作鉴定结论。苏北兵团成立，部队南下，纵委原决定我留山东转业地方工作，韦司令意见到苏北后再确定，于是随部队南下，益林战斗后，纵队要我带数百战俘送苏北军区处理，到后即留下帮助工作，当时军区意见留军区分配，纵队意见回纵队做联络工作，以后又确定留军区分配，为此思想表现不够安心，五月苏北军区成立解放士官训练处，任教务主任。这个机关除二纵一部分干部外，大部是地方转业来的，生活上作风上很不一致。八月民主检查时，我与联络部几个科长意见很不一致，而领导上又未及时处理，以致相互意见，由隐蔽而公开化，影响工作情绪。十月部队改为教导团，我任教育长，部队干部增加了，机关作风有很大改变，思想也稳定下来。是年冬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接收战俘八千余名），四九年二月进行了查整鉴定，通过交换意见，相互检讨，过去存在的相互意见，得到了消除，此时我已改任苏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一分团政委。渡江后不久警卫排一个班随二大队住江阴峭岐，该班解放战士四人准备进亡（注：原文是这样写的），二大队教导员了解后，认为是准备叛变投敌（时敌武装特务活动很厉害），逮捕后供出其组织活动者为其房东地主，团委接此报告后，未能详细研究，认为教导员原为公安局副局长，保卫工作有经验，经其审查了解不致有出入，即派人将地主逮捕，并将原案带回团政，转军区保卫部。经保卫部二个月的审查，认为此案不符事实，即确定全部释放，团委作了书面检讨（军区决定不予处分），在这一案件上主要是缺乏细心研究，轻信下级汇报，逮捕地主时又未考虑到政策影响，以致逮捕地主后上层分子表现了恐惧，经释放道歉后，才挽回了这一影响。五0年一月调山东工作。
在这一时期，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然在思想上是比较稳定，个人问题考虑不多，地位观念亦不存在。四九年三月结婚为止，仅有时会考虑到个人婚姻。因为考虑到这是战争环境，不应过多考虑这些问题。工作上除短时间的不能安心的现象外，一般的都表现了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尤其在解教团时期，工作比较深入，上下级关系较好。因为政治处主任孙景如，是公安局转来的，部队政治工作生疏，能积极帮助其建立工作，建立制度，树立机关威信，由于自己是由长期机关工作，初作全面领导，领导经验不丰富，因之推动组织，发挥机关作用不够，对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方法不够熟练，形成事务忙乱的现象，所以处理问题有时拖拉，有时急躁，有时表现民主作风差，在解教团时期对政治处工作虽曾给与帮助，但做的仍不够。组织观念方面，服从组织分配是比较好的，但组织纪律性表现不够，如一九四九年一月集训俘虏时，擅自发给俘虏优待费五百元，虽事后经纵队同意，但影响整个纵队都按此数发给，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四九年二月縂团决定派一个见医来团代理门诊所长，表现非常不同意，认为上级考虑不周而乱命。如一九四七年任新兵团团长时，新兵训练处发来新兵军事教育计划，认为与团的实际情况不合，即告诉参谋处不执行这个计划，仍按原计划进行，这一些都表现了组织纪律性的修养不够，在掌握政策、原则方面，与个人工作关系较多的，尚未出大偏差，接触较少的，往往只能是一般的理论上的理解，运用到实际中时就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现象，如土改政策的认识，四六年下半年觉得军属应该多照顾，这是一种富农路线的想法，四七年夏季看到农村中乱打乱杀，认为这样会多树敌，可是到敌人进攻胶东时，看到或听到还乡团的残暴，又觉得多杀几个也好，可以减少几个还乡团。如四九年警卫排拖枪叛变问题，逮捕一个地主造成某些上层分子的怀疑，损害了党的影响，这说明自己的政策思想还不是完整的。
总之，这一时期一般可说思想情绪比较稳定正常，对个人问题有所考虑，但考虑不多，能服从组织分配，但组织性、纪律性较差，个人英雄主义还相当严重，工作上表现了积极负责，但领导经验不丰富，作风上仍是坦白、直爽，性情上仍是沉寡默言不活泼。
四、一九五0年以来
上级党考虑到我与陈少敏二0余年未见面，故调北方靠近一些工作，其所以经山东，主要不了解陈少敏在何处，华东介绍信上亦仅是要山东处理这个问题，到山东后组织确定留山东工作，虽然不大同意，但仍接受了工作分配，三月分配济警三团任政委，这时是处在和平建设时期，部队又是住在城市，但自己并未因此改编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在工作上仍是积极负责，能完成任务，对军政教育、军政工作抓的比较紧，但有时比较拖拉。认为今天是和平环境，今天处理不完明天还可以处理。对推动组织发挥集体作用方面有进步，有事能与大家商讨，尊重别人的意见亦较好。对部队思想掌握上，政策的执行上都比较好。但思想领导上仍有缺点。一年内逃亡连、排干部五、六人。在团委中表现了思想斗争不开展，某些方面对霍振年主任比较迁就，表现一团和气。五一年三月调九十七师干部部任副部长，在愿意做全面领导工作，不愿做机关工作的思想指导下，不愿做这一工作，曾多次提出过意见，终于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接受了这一分配。由于干部部管理是一个新工作，自己对这方面毫无基础，建立业务学习制度，办公制度，加强对干部的了解工作，求得初步熟悉业务，熟悉干部，求得对干部升调工作，通过集体研究少出偏差，当时部队干部缺额很大，上调任务又非常繁重，思想集中于干部任免与培养教育，而对于经济上的掌握则较差。除定期研究审查批准下边报来之家属教育申请外，经济管理放手交给抚保干事负责，中间虽曾指示其建立账目，每月结算，但缺乏深入检查，仅是问一问而已，以致抚保干事账目混乱（无大贪污，仅有公私不分现象），而每季统计上报时又缺乏逐项审查，仅看总的数字不错就算了。在培养干部方面，建立了培养对象报告制度，以督促和检查各级党委对这一工作进行情况，同时机关对培养提拔干部对象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下半年曾先后以家属救济粮存款利息买了一部分书，解决干部部干部理论学习中参考书问题，这不仅违犯了专款专用的原则，而且未请示批准，是一种违犯纪律现象，当时因为干部部曾多次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表现自己有职有权的思想指导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还存在的。
初到山东后，了解到过去一块工作的同志，甚至是下级同志，都已经提拔到上面工作，这对自己是一个严重影响，并成为思想负担，因为不愿给同志们和组织上留下不良影响，所以在情绪上没有表现出来，仍是埋头工作，实际了解的越多，思想上的负担越重。所以想学习，将来做做理论工作（曾多次提出过），有时想转业做地方党委或财经工作，都是逃避现实的想法。由于这种思想的支持：①对过去的熟人不愿意联系，也不愿深谈。②不甘人后，使组织上了解自己并不后于别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都贯穿着此种思想。所以工作过程中，没有出过大的偏差，能埋头工作，工作掌握上较稳，原则性较好。③埋头于理论学习和中国史的研究，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④愿意做全面领导工作，不愿做机关部队工作，虽然五一年任副部长工作时照常完成了任务，在工作建设上有一定的创造，在干部工作理论上有一定的成绩，不愿做机关部门的思想并未改变。
总之，在二年过程中，向上爬的思想是主要思想问题，也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个人英雄主义不严重，有时会出现，在工作上仍是一贯积极负责，掌握较稳。缺点是有时不深入粗枝大叶，拖拉等现象。作风上表现了老练、沉着、冷静，艰苦朴素，对人诚恳，原则政策掌握较好。但思想斗争开展较差，对人表现了一团和气。
五二年一月开始“三反”，根据不对情况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是完全必要的。根据自己的特点，一贯对那种假公济私，贪污自肥，挥霍浪费都看着是品行道德问题，对质深恶痛绝。根据自己工作的范围来说，通过“三反”可以进一步了解干部认识干部，所以师党委布置“三反”的会议上就提出工作结束，每人将“三反”材料整理，经各级党委审查提出意见后归档，所以说自己对三反运动，认识上尚无大的缺陷，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则是实事求是，但三反中自己是存在着缺点的，首先因为三反运动来的比较突然，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之自己完全处于思想被动，再加以对运动的发展规律估计不足，思想上过于麻痹，尤其认为干部部是如此，认为干部部都是挑选比较好的干部，一年里救济粮的发出，收支情况自己也详细了解，没有估计到个别同志对我本人及干部部会有怀疑，正因如此，所以当看到九十七师司令部机关三反情况的某些混乱，看到对干管部问题措施上的脱离现实，于是在自己思想上表现了急躁，在个别具体问题上表现了冲动，其次由于自己是师党委委员，干管部副部长，在斗争中应该珍重自己的工作岗位，求得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使斗争发展的更好。但当时考虑不及此，反而片面的强调弄清是非曲直，认为不如此善后工作难搞，再加以政治修养不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表现了急躁不冷静，以致影响到所提出的意见虽无原则错误，不仅不能被采纳接受，反而使少数同志怀疑顾虑，产生误会。一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必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善于领导群众前进，善于诱导斗争向正确道路发展，使斗争发展的更顺利，更健康，少出偏差。而自己当运动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始终未扭转过来，除了缺乏运动的领导经验之外，也说明对群众情绪体会不深，以及方法上的灵活性不够，以致被当做石头搬掉。这样就失去发挥自己应有作用的机会。相对的造成了工作的损失。再次由于自己有一定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水平，认为自己的看法没有错误，认为机关支部某些措施不妥当，要求迅速纠正偏向。这就说明，没有认识到三反来的突然，领导上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而被动，群众运动已经开始，某些缺点和偏向是难免的。领导者的责任是善于诱导运动正常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单纯的要求弄清是非曲直是不应该的。这说明自己思想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第四，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和自尊心的支持不愿无原则低头，强调弄清是非曲直，也是造成与群众顶牛状态的基本原因之一。以上是我在三反运动中所存在的缺点和应付的责任，至于其他问题，经过个人申诉，军区党委反复审查与调查研究，已经弄清，并决定免去党内外一切处分。因此我是党培养了多年的一位干部，我充分认识到上级党免去我党内外一切处分，是党的政策的胜利，而不是个人的胜利，绝不应骄傲自满，而应该更虚心更认真的检讨自己，批判缺点，积极工作，更好发挥自己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三反后，于五月调回军区住招待所两个月，思想很消沉，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时被误会，受委屈时难免的，只要站稳立场，坚持真理，问题总会弄清楚，自己应该经得考验，愿意经受党对我的任何审查与考验，党决不会使一个同志长期受委屈，这样又鼓励了自己勇气，七月份到山东军区文化补习学校任第一副校长，十月中旬学校整编后回军区待分配，在三个半月当中，虽然自己背着沉重包袱，扔照旧抓紧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尤其在业务不熟练的情况下，尚勉力完成各项工作，如整顿机关工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等，从十月中旬到十二月，住了二个半月的招待所，抓紧时间看了一下理论书籍与历史书籍，更觉得坚持原则面向现实的重要，进一步鼓舞了自己的信念。同时也认识到一个同志受委屈的时候，正是被考验的时候，因此思想上就不应该存在着任何抵触情绪，认识到三反中自己虽然受到打击，但政治上提高了不少，这使我在情绪上更趋稳定，认识上更近了一步。
一九五三年一月调任现职。
第四、总的认识与今后努力方向
总的看来，个人历史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前进着，个人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也是曲折的前进着，都不是平顺的，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经过个人的主管努力，经过各个时期的考验与锻炼，从旧社会带来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性格，时至今日已基本克服纠正，思想比较纯正。但仍有不够健康的地方，有时会考虑个人主义问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地位观念与个人英雄思想，三反的主要缺点也是个人英雄主义作怪。能尊重组织，服从分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已基本纠正。目空一切，骄傲自满的情绪 已有很大的改正与克服，但未彻底根除，且成为进步的主要阻力。对党一贯忠诚坦直，对同志诚恳，直爽团结，入伍一来不管在任何恶劣与困难的环境，政治上没有动摇过，思想上未有动摇，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仍保持了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政治认识，理论水平也有不少提高。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一般能正确分析问题，判断问题提出意见，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方面表现一般化。即接触较多或亲自经验体会到的，联系就比较好，接触较少经验体会不够深刻的少差。工作上具有一定的能力与经验。工作态度较好，比较积极，责任心较强，能完成工作任务，能研究钻研，有所发挥与创造；间或不能完成工作时，心内负疚很重，即准备接受组织上任何批评，对政策原则掌握上除个别外，一般的原则错误和大的偏差不多。因之历史上未有受过处分和严肃批评，历在单位给予领导的影响都较好，认为是掌握原则，执行政策不错的。然而工作上缺点较多，工作生气不大，能保持经常性，但不善于突击，有时表现考虑过多而犹豫不决。工作深入性还不够。在道德观修养上较好，因为我读过旧书，旧家庭的教育与影响较深刻，很注意社会的品评，养成了品行与道德观念的习惯，入伍入党后，又经党的培养教育，阶级觉悟的提高与共产主义道德观的修养，使自己成为素质较好，作风正派的一个革命战士。能恶其所恶，爱其所爱，善其所善，不为富贵所淫，贪贱所移。然而在政治上修养虽一般表现沉着、冷静，但有时仍出现急躁不冷静的现象。总之，自己的历史发展与思想的发展虽是曲折的，不平顺的，然总是向上的，前进的，而又发展不快，共产主义人生观已树立，阶级觉悟较好，立场观念比较明确。但思想上、工作上仍存有不少的错点，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与发展，这是值得今后更大努力。
为了健全自己，做一个好的党员，更好的为完成党的事业而奋斗，坚决的纠正缺点是必须得，首先加强党性锻炼，进一步的提高阶级觉悟，巩固阶级立场，为达到目的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深刻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与实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与思想水平。经常的，随时的，严格的检查自己一定时期的工作表现，开展自我批评，力求使思想认识更健康。克服工作上、思想上各种缺点与错误，虽不能“吾日三省”亦需经常检查。这样就必须严格待己，宽于待人，必须对现有缺点做不调和斗争，必须加强与群众联系，领会群众情绪，深入了解群众困难，更进一步提高群众观念与群众打成一片。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上修养，克服残存着的个人英雄骄傲自满思想，虚心的对待问题与接收别人意见，遇事必须沉着、冷静，约束自己，克服急躁，克服尚存着个人主义打算，一切为党的利益着想。再次，在工作上切记自满，必须正视与克服现有缺点，积极地钻研业务，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把工作作的更好些。必须善于根据党的政策、方针、目的和自己的工作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步骤与方法，以便更好的完成各项任务。通过上述努力，求得成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成为一个健康的共产党员。
第五、各时期的证明人
入党及地下工作时期（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九年）证明人 王云生（国防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马香坡（青岛海军基地司令员）
狱中生活阶段（一九三0年——一九三三年十月）证明人 马福堂（鲁中电业局长）（注：应为马馥塘）
教员生活时期（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证明人 马保三（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三九年）证明人 王云生 、王永周（省府水产局长）
从处理党籍到整风（一九四0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证明人 谢锡玉（当时是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政委）、张震寰（当时是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证明人 谢锡玉（当时是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矛珵（当时是苏北军区联络部长）、陈宗保（四九年时为苏南军区解教团团长）
一九五0年以后：证明人 梁辑卿（现在华东军直政治部主任）、晏成山（现任农建二师政委）、邵明照（现在烟台国防建设委员会工作）。
——完——
成稿于一九五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