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聊城还没有党的组织。有几位家在聊城地区的青年如：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等，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们都是下级军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分别从广东、武汉等地返回，经与山东省委联系，回到聊城地区开展工作，并发展了几名党员，但未成立组织。后经省委决定，在聊城地区成立了鲁西县委，任命我为鲁西县委书记（大革命时，我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分配我回山东搞地下工农运动。一九二16七年八月，我回到山东济南，任山东省团委秘书长）并指定赵以政、聂子政、袁果等同志为县委委员，当时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同志也在鲁西县委工作，后来又增补宋占一同志为县委委员。当时，省委对聊城工作的指示是，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扩大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迎接全国革命高潮。
一九二七年十月，我带着省委交给的任务，赶赴聊城。那时，我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身穿一件蓝布长夹袍，打扮象一个小店员，用旧白布包袱包着两卷宣传品（中央告全国人民书等），上面覆着一件衬衣，还有三斤大厚锅饼，满怀信心地向聊城走去。途经黄河渡口，有两名张宗昌的大兵持枪检查渡船行人的物品，倘若被大兵发现包袱内的宣传品，免不掉要受到麻烦。当时真有点担心。但只有这一个渡口，冒险也得闯过去。那时，我身上带有二十元的工作费和生活费，我想，万一那两个大兵真的找麻烦，可以用钱贿赂他一下，开始我从腰里掏出五元钱，又想五元钱不一定打动他俩人的心，狠了狠心又取出五元钱，必要时可递给他俩买壶酒喝。我把钱拿在手，登上船，把包袱一扔，大着胆子招呼：“老总，看看我这个??”其实那两个大兵主要是检查行人走私，借机捞一把，而且他们不识字。其中一个兵，打开我的包袱一看，见是大锅饼，还有印字的白纸，别无其他，用脚一踢就完事了。这唯一的难关，顺利地过去了。
到聊城后，由二中申和生同学带我到姚家园子，见到了赵以政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赵以政同志的父亲赵子芳老先生，有点旧学问，在自己家设私塾授教，也是治家的能手，但不谈国事。赵以政从南方回来，他就感到紧张担心，怕被官府发现受连累，常嘱咐以政别常出去。这次我到他家，老人家感到惊疑，偷偷把以政找出去，追问我的来历。以政编了一番话安慰他父亲。老人总不放心，嘱咐以政：“叫这位同学住两天就走吧！”当晚，我住在赵家书房内。第二天下午，王寅生、聂子政两同志都来了，见到我，又看到省委的介绍信，高兴地跳起来，都说：“可盼来了，这就有办法了。”聂子政摸着拳头，咬着牙说：“我们有决心把地主豪绅们打垮，把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打倒！”以前王、聂两人常到赵家来和以政商讨事情，赵老先生知道他俩和以政有密议的事，这次他俩又来了，和我见面就熟，知道我们是一伙的，他坐卧不安，嘱咐以政：“千万别闹出事来，这关系咱全家的性命。”晚饭后，我们四个人走进书房里，围着一盏小煤油灯，讨论了省委的指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我们的共同意见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贫雇农为骨干，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捐、抗高利贷，反对地主土豪劣绅等各种斗争，同时，开展士兵活动，在士兵中发展组织，夺取武装，在城镇组织小商贩抗捐、抗税，在知识界主要是在三师、二中发动学生，成立学生会、读书会，宣传反帝、反封、反对国民党卖国，反对新军阀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等。根据聊城的实际情况，把工作分成三大片：一、聊城南乡和邻县阳谷为一片，由王寅生、申兰生两同志负责，聊城北为一片，由聂子政同志负责；博平为一片，由袁果同志负责，赵以政同志协助，东平县及28聊城城内，由我和赵以政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士兵工作以王寅生同志为主，聂子政、赵以政两同志协助。对县委工作我们作了初步安排，一夜未眠。赵老先生怕出意外，给我们作了一夜的暗中警戒。第三天，袁果来了，衰果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农民，很精明，也有些顽皮。王寅生同志奚落地问他：“你从家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袁果笑着回答：“我想把地主的耳朵割几个来给你下酒喝。”赵以政把我介绍给他，他非常高兴。我随便向他打听了一些情况，袁说：“农民真苦，干一年吃不上穿不上，官家还派这个捐，那样税，小鸡下个蛋也得送给他们吃。种地主的地，不管打粮不打粮，也得到时交租。平时，地户还得给地主干零活，连地户家的妇女也得给地主家洗衣服，做针线。现在到冬天了，穷人连过冬的棉衣也混不上，有的穷人家五、六口人只有两床破旧被。有的家打发小孩子偷偷到外地讨饭，还怕人笑话。也有人想到关外逃荒。我时常向他们宣传斗争，宣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地主就不敢欺压穷人。看样子他们心里倒乐意，但谁也不敢干，谁也豁不出来。这些天和我靠近的只有十几个人，发展了几个党员，几个农会会员，多数人不敢向我靠近，我去串门，他们好象怕神怕鬼似的。人穷是有心要革命，就是怕事不敢干。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办法也少，工作搞不起来真着急。这回你来了，带来了省委的指示，这可好了，你去我们那里看看，给我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我能一心一意地去干，我是共产党员，能豁出来，什么也不怕??。”简单的交谈，了解了农村一般情况。然后，我们五个人坐下来，宣布了省委关于成立鲁西县委的决定，五人一致同意，就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了鲁西县委。接着就召开了县委会。首先分了工，按照省委决定，我任县委书记，赵以政担任组织工作，王寅生担任宣传工作，聂子政担任军事工作，袁果担任农运和青年工作。我们还通过了昨晚研究的工作计划，着重研究了开展农民运动问题。我们认为，根据农民的思想情况，当前要大力向农民宣传穷苦的来源，用挖穷根来启发农民觉悟，激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组织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抗租抗债的斗争，大力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使之成为农村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工农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府。会后各自分头去工作。
县委办公地点，原拟设在赵以政同志家，因为以政父亲怕事，几乎天天向以政发牢骚，我们仅在他家住了七天，即迁到北门里傅老九家。老九是共产党员，他是清朝宰相的后裔，外人都称他“九爷”，他和祖母两人住三间房，还有小套院，县委住一头，倒很方便，从此后它即为县委的正式机关了。县委以此为基地，本着中央的工作路线及省委的指示开始活动了。在这个机关里开过多次会议，印发过多份宣传文件，接待过许多同志的来访。曾有第三师范的一位学生张廷焕，一天突然闯到屋内，自我介绍，要求和我谈话。这个陌生人突然进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自称是国民党员，看到国民党陈腐守旧，讲帮派，排除异己，不是要革命，是搞政治投机，下决心要脱离国民党，参加共产党来革命。他见我不大相信石随从腰中取出国民党的机密文件交给我，以表诚意。我看他有点可信，随告知他多谈几次，他很高兴。以后隔两天就来谈，每次都带着国民党的文件叫我看。我从侧面了解张廷焕是贫苦家庭出身，学习不错，第三师范出的校刊，每期都有他写的小品文。由于学术争论，他和国民党一些主要人意见不同，也看不惯国民党那种勾心斗角的丑事，因而决心脱离国民党。他了解共产党是革命的，决心加入共产党。我们看他有诚意，后来批准他入了党。这个同志后来成为骨干，担任省、县交通，无论有何风险，他都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由于几个同志分头工作的努力，各点都发展了党员，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也有斗争活动，如农民向地主借粮（实际是硬要粮），和下乡催捐的税腿子吵嘴打架等。十一月中旬前后，我去袁家楼、安乐镇、东平等地检查工作情况，发现党员、农会员的精神面貌和袁果同志初次与我谈话时所谈的情况有了变化，也懂得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有的农会员说：“地主怕人多起哄，过去向地主借一斤粮，也不肯借给，我们多去人向他硬借，也借给了。以后还得向地主来硬的。”有的会员说：“税腿子、县衙役，象狗一样，你怕他，他就向你大叫，你要拿起棒子来，他就夹着尾巴跑了。”农民增强了同地主斗争的勇气，是一种好现象。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县委及时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提出要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高利贷和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对房屋破漏的穷苦农民，发动他们到地主家借房过冬。同时要求各地都要开展群众性运动，提高群众的觉悟，长农民的志气，灭地主豪绅的威风，准备在一定条件下举行暴动，夺取地主的家园寺堂、公所，成立农村小型农民政权。县委这次工作安排，得到省委的赞同。这时三师学生也掀起了反对学校当局讲经尊孔的斗争，和与国民党的组织争取青年群众的斗争，开展了“国民党是革命的，还是共产党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彻底革命的，还是共产主义是彻底革命的”辩论。当时，学生中有了分化，但向我们靠拢的还是少数。我们不断散发传单贴标语，敌人知道聊城有了共产党，因此有了警戒。我们曾设法到驻军中做工作，但一直未插进去。王寅生、聂子政两同志还提出过夺取城门站岗兵的枪，然后进入警卫班内，乘其夜间熟睡时，对之全部缴械的办法夺取武器（我们当时仅有一支匣枪）。但考虑驻军夜间有巡逻队，我们夺取武器后，也无站脚之地。如果失败，工作定要受损失，不好冒险，经县委研究，就推迟了。实际上当时同志们夺取武器准备暴动的心情，是急切的。大家恨不得一下子抓到武器，夺取政权，争取全国革命早日得到胜利。
北门里傅宅是个孤零的小院套，以往傅老九和他祖母两人住在这里，来人少，县委设在这里，常有同志来谈工作，有时还召开几个人或十来人的会议，常有人出入，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有一次警察来问情况，傅老九随便应付了几句，警察也不敢多嘴（老九是聊城世家的少爷，当时名人傅斯年是他的侄子，有一定社会影响，警察对他也是高看）但聊城三师的国民党那些坏蛋，常悄悄地来侦探我们的动静。如果他们向官府告密，我们也要吃亏。有一次，我去三师女子部找申梅贞同学了解情况，在会客室谈话。正好有临清小学时的两位同学，从室外看见我，笑着向我招手，我出去和她俩寒喧了两句，她俩顺便说：“有人说你在北门里住着，想害你，咱们是旧同学，你还是躲躲好。”我一听，知道是那些国民党坏蛋造舆论，使心生一计，借两个同学传信向国民党反击一下，我严肃地说：“他们想整我，说不定哪天我还想要他们两条狗命呢！”从两位同学的谈话中，得知坏蛋们想对我们打主意，看来在傅家住下去不合适了。王寅生、赵以政我们商议要避开这个地方，以政同志提议，干脆再搬回他的家里，我们认为以政家的宅院地处城郊，又有学童出入，好遮人耳目，他父亲虽然胆小怕事，但也不会坏我们的事，以政又是家中长子，能当半个家，我们再多做些老人的工作，间题也就不大了。我们决定到赵宅住下来。隔了两天，我们卷起行李，连同油印机拉到赵家，赵老先生由于儿子关系，无可奈何的收拾出书房的里屋，正式交给我们使用。我们住下来后，赵老先生的思想逐渐有了变化，他看我们不求名利，昼夜忙碌，也有些同情，平素照顾吃喝，有时我外出几天回来，他还吩咐家人给做些好吃的。以政的爱人经常给我们送饭吃、送水喝，我们都很感激。
一九二八年初，农村工作逐渐活跃。农民协会，时有斗争。聊城西南乡坡里（属阳谷县）有一处外国人建的天主教堂，建有楼房、砖瓦房，并筑有坚固的围墙，其规模好似一座小城。里面住有几名洋人（据说是德国人），还有几十支快枪，雇有打手保卫教堂。这教堂霸占了几千亩土地，分租给23本教的佃户种，收入很多。这些洋人及其走卒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官府，在当地作威作福，俨然是农村的“小王朝”。附近豪绅地主也为虎作怅，做洋人帮凶，欺压百姓，因而那一带农民对之痛恨极深。在教堂附近，我们建立了农民协会，由于党的宣传教育，农民自动提出来“打倒洋人”“捣毁教堂”的要求。县委根据当地的情况研究决定，在坡里教堂组织暴动。适巧当地有一帮潜伏的武装，在那一带活动。标榜杀富济贫，领头人是韩建德。韩原是农民，是被逼上梁山的。韩与杨一斋（耕心）同志有亲戚关系。赵以政同志通过杨一斋把韩找到县委，动员其走正道，参加革命，韩同意了。以后县委派聂子政同志到韩的武装队伍里做政治工作。当地我们的农会会员有五、六十人，认为可以和韩建德联合起来举行暴动，占领教堂。这个计划报告了省委。省委同意并指示一定要做好暴动计划，成功后要大力发动群众，进一步准备进攻聊城。县委下定了在坡里暴动的决心，同时指示博平也要积极准备，配合坡里暴动，然后联合起来围攻聊城。对坡里暴动的具体计划是先进入教堂，夺取枪支，开仓分粮，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扩大斗争面，建立工农政权。暴动时间原定腊月三十日（农历属一九二七年），乘教堂、地主闹春节联欢不防备之际，我们一举打进教堂。但韩建德一伙性急，硬要提前下手，聂子政劝说不听，不得已只好组织了农会会员和韩建德一起提前进攻教堂，先缴了教堂的枪支，把洋人关起来。进攻教堂时，农民都持着扎枪，本打算进入教堂弄几条快枪把农民武装起来，但农民平素没有24使用快枪的习惯，没有积极去抢快枪，结果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第二天申兰生同志、杨一斋同志也进入教堂，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穷人。这时地主豪绅吃了惊，有的跑去聊城报警。县委闻讯后，我和王寅生同志连夜赶到坡里教堂，这已是暴动的第三天了。走到教堂大门，站岗人看我俩来路不明，开口就说：“把他俩吊起来1”后经聂子政同志出来，才把我俩接进去。我们打听了情况，当即提出发动群众向地主开展斗争，缴粮缴财物分给农民，坚决缴收地主的枪支，武装农民。为了建立组织，统一领导，决定把韩建德的人和农会会员一同编起来成立一个团，以韩建德为团长，聂子政同志为政治委员。占领教堂后，聂子政同志提出用革命名义贴出布告，弓召群众参加斗争。韩建德一伙却想用杀官济贫，替天行道的宗旨和群众见面，当时争执未决。我们去后，经过工作，达成了协议，写了布告贴出去。内容主要是：列举了坡里教堂洋人的恶霸行径，以及勾结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罪行，要求群众起来摧毁这座“小王朝”，打倒地主豪绅恶霸，树起穷人的大旗，建设穷人的天下。同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为了及时发动博平的暴动，我和王寅生两人住了一天半，就赶回聊城，当即印发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告人民书”。王寅生同志赶去博平会同袁果组织暴动。在我和寅生同志回聊城的第三天，反动官僚陆春元即率队围攻坡里教堂。初战我们大胜。此后，陆春元要求军阀张宗昌支援，张派来邢旅助剿，大举围攻。我暴动人员由于寡不敌众，遂于元宵节后撤出，转移到冠县、大名一带打游击，坡里暴动到此结束。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暴动给聊城一带留下的革命影响是很大的。
坡里暴动失败后，县委重新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必须进一步建立群众组织，积蓄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勇气。另一个工作重点是抓博平的工作，争取一定时间再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暴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把王寅生和我相继调离聊城。赵以政同志任代理县委书记，从此聊城地区的工作就由赵以政同志负责，继续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