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寇疯狂地大举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北方局从天津转移到太原。于是，我又担负由济南到太原这一线的交通员。当时，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口蜜腹剑，许多革命者仍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针对这种情况，黎玉同志在交代任务时嘱咐我说：“从山东到太原是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途遥远，情况复杂，一路上你要倍加小心，千万不可疏忽大意。现在北方局通知我们去取文件，考虑你是老交通，有一定的斗争经验，省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接着，他把接头的暗号告诉我。
第二天，我带着山东省委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乘上火车，三天以后顺利到达太原。按照北方局的通知，找到了正泰旅社。那时，大一点的旅社设有用小木板制作的旅客姓名牌，我在正泰旅社住下来以后，老板就在服务台黑板上挂上了我的姓名牌和住房号码。我是老交通，北方局早就知道我的名字。第二天上午，有个二十多岁、头戴博士帽，身穿浅蓝色府绸长衫的青年人，手里拿张《晋报》走进来，我一看这人的打扮和手里的《晋报》，完全与黎玉同志说的一样，估计是与我接头的。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马上打招呼，仍坐在床上看书。直到青年人按规定的暗号问我：“先生！何时来的？"我才高兴地站起来与他握手，说：“是九日上午十点到达的。”说罢，我拉开小皮箱的夹层底板，从里面拿出山东省委给北方局的报告，递给那位同志。接着，他与我约定了第二次接头的时间。
八月十一日上午，日寇的十八架飞机在太原狂轰滥炸，大批房屋倒塌，无数同胞被炸得血肉横飞，整个太原市一片恐慌和混乱。目睹日寇的罪行，更加激起我心头的民族仇恨。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中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正泰旅社，人们议论纷纷，大家一边痛骂日寇的法西斯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边高兴地说：“听说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来了，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也来了，这就好了，太原有救了，山西有救了！”大家还说过几夭周恩来副主席准备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亲自作全民总动员抗战到底的报告。我听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是多么想在太原待几天，亲自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见到我们党的领导人啊！可是，时间紧迫，身负重任，不可能啊！
八月十二日下午，与我接头的年轻同志准时来到正泰旅社，把一包密封的文件交给我，对我说了几句一路小心的话，就走了。我赶忙把文件装在小皮箱的夹层底板下。因为黎玉同志是山西人，很想知道家乡的抗日消息，要我给他买儿张《晋报办带回去。一切准备好了，十三日吃完早饭，我便乘火车离开太原。
傍晚时候，我在石家庄下车，准备转车回济南，可是，我去买车票时，一掏口袋，钱荷包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扒走了。无钱买车票，我该怎样回济南呢？借钱吗？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求借无门。拍电报等组织上寄钱吗？一来连拍电报的钱都没有，二来北方局交代我，文件十分重要，必须在明天一早送交山东省委，时间不允许。我考虑了一下应付意外的办法，就混在旅客中上了火车。到邯郸时，列车员一查票，就把我查出来了。警察立即把我带到车上一间小房子里，七、八个人先轮流在我身上搜查了好几遍，然后把我的皮箱打开，翻来翻去，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几张《晋报》。他们把几张《晋报》对着电灯泡，反反复复地照来照去，我知道他们是想从报纸上发现什么密码、密信之类的文件。这时，一个警察看到我头戴博士帽，身穿府绸长衫，便对我说：“看样子，你不象个穷人，怎么乘车不买票呢？”我说：“钱荷包被人扒走了。”又一个警察问我：“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我说祖籍山东济南，在太原经商做生意，回济南探亲。另一个警察又问：“你有身份证吗？”我说身份证放在钱荷包里，一起被扒走了。”警察们没有从我身上捞到什么，一齐对我大发脾气：“没钱不能坐车，下去！”然后猛地一推，把我推下火车。一跤摔在铁轨旁边的碎石上，手和脚都摔伤了，但我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文件没有被查出来。
我忍着伤痛，走进邯郸街上的一家旅馆，向老板说了钱荷包被扒的事，请他帮忙，把箱里的两件换洗衣服卖掉，才买了一餐饭吃。从邯郸到济南，还有相当远的路程，没有钱怎么回去呢？为了把文件在明天一早送交省委，晚上八点左右，我又偷偷地爬上了火车。根据上回的经验教训，看到乘务员来车厢查票时，我就装着上厕所，走到了另一个车厢；等乘务员到另一个车厢查票时，我又找机会坐在刚才查过票的车厢里。就这样，终于躲开了查票，第二天黎明时回到了济南。
不久，北方局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分派给山东省委一批八路军干部，其中有位红军干部廖云山同志被派去鲁西北特委，黎玉同志要我负责护送，并嘱咐我回来时，去冠县看望赵健民同志。从济南到临清有三百多里，沿途驻扎有好几股国民党军队。为了保证安全，我俩走的全是偏僻的乡村小路，转来转去，三百里路程实际走了五百多里。日走夜行，风餐露宿，三天以后到达了目的地（廖又转去冠县，最后到了聊城）。我离开临清以后，就回到冠县找到了赵健民同志。他的伤没有完全好，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但他一见到我，就表示马上与我一道回济南工作。健民同志的老母亲听说自己的独生儿子又要走，不由得流下眼泪。健民同志对母亲说：“娘I眼下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大片国土，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保卫自己的祖国。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如果国家亡了，我们这个家也保不住。娘！您让我走吧，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再回来看望您。”老大娘擦着眼泪点着头，说：“可要注意，再不要让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啦。”我俩在去济南的途中，经过聊城时，碰到省委派到鲁西区任区党委书记的张霖之同志，他告诉我们：济南已在三天前沦陷，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已被日本鬼子封锁了，省委机关已从济南迁到鲁中山区的莱芜一带去了。他说：“我们已接到省委指示，共产党员就地组织武装，坚持抗日游击斗争。你们两个留在本地组织游击武装斗争，由我负责与省委联系，把你们留在冠县的情况向省委报告。”我们接受了新任务，当天又返回冠县。
不久，我们和冠县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一起，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武装，投入到鲁西北抗战斗争的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