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劳同志年纪仅十八岁，身材矮小，看去象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因为国民党的法律有一条，不满十八岁不判刑，所以他按照黎玉同志嘱咐的，说自己只有十六岁，因家境贫寒，无处谋生，才买了部油印机帮人家印点东西，维持生活。敌人问章士劳帮共产党印过一些什么文件，他说：“我开业以来，大都给济南街上的老板们印点表格，只帮共产党印过这一回。”敌人又问他这个文件是什么人送来的。他回答说：“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送来的。开始我不敢刻印。那老头子说给我五元大洋，我才答应。约定初八上午八点拿钱来取文件，可是你们清早就来了，害得我白白辛苦了一晚。”
不管敌人怎样软硬兼施，章士劳同志始终不说其他的事，关了九个多月也释放了。这些情况，是他出狱以后对我说的。
赵健民同志被捕不久，组织上要我设法了解他被捕以后的情况。有个姓张的共产党员，打进山东省政府当了科员，他革命意志坚强，脑子灵敏，善于交朋友，掌握了许多敌情，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对革命有很大贡献，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为了掌握赵健民同志入狱后的情况，我决定去找这位姓张的同志。
有天傍晚时分，我找到了他。在小市政街的小河边，我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告诉他，他答应一切照办，并约定时间再在小河边见面。就这样，我们掌握了健民同志在狱中的一些情况。
赵健民同志被捕后，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得知他是共产党的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立即在敌人中间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国民党的省政府和市政府周围，军警簇拥，架起了好几挺机枪。山东省主席韩复集亲自出庭审问，想从赵健民口中获得我党的重要情报，妄图把山东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但是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参加过冯玉祥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敌人把两个叛徒带到法庭上与赵健民同志对证，赵健民同志说不认识他们，骂他们乱陷害人，搞得敌人狼狈不堪。
青岛市市长闻成烈，得知赵健民同志被捕，垂涎三尺，给韩复集打来了电话，又拍来了电报，希望了解审讯情况，并要求将健民同志交给他审讯处置。青岛属山东所管，闻成烈是韩复集的下级，自然碰了一鼻子灰。
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闻讯，也打来了长途电话，希望韩复集将赵健民被捕后的确切情况告诉他，他要求将人交给他处理。总之，一些国民党的反动头子听到健民同志被捕，如获至宝，争相要人，都想从健民同志口中打破一个缺口，妄图把我山东省以及北方局的党组织一举破获，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韩复集自然不买他们的账，他只想独占其功，独得其赏，因此，他多次坐堂审讯赵健民同志，但仍一无所得。
这帮刽子手恼羞成怒，对赵健民同志严刑拷打了三个来月，但始终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韩复集无法，只好将健民同志转到济南伪高等法院看守所长期关押，直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才将赵健民同志作为政治犯释放出来。
赵健民同志被捕后，由林浩同志接替健民同志的工作，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和济南市委书记。林浩同志于济南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市里一个小学当教师，每月工资除了自己吃饭以外，其余的都交给了党组织。健民同志出狱以后，带着遍体鳞伤，马上找到了林浩同志，向他汇报了在狱中的详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