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山东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得很快。为了将领来的文件及时贯彻到各个特委和县委，省委决定买一部油印机，把领到的文件翻印出来。秘密印刷的地点在济南斡面巷十二号的一间房子里，由共产党员徐宾、章士劳同志负责刻写和印刷。开始工作之前，黎玉同志对他们两个作了许多吩咐，然后说：“力争工作不出问题，万一暴露了，就照我说的办，打死也不能改口。”秘密印刷工作一连搞了三个多月，都很顺利，每当我把需要翻印的文件交给他们，又把他们翻印好了的文件带出来，秘密送到各个组织，想到这些文件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农历八月初七下午，黎玉同志对我说：“特委书记会议明夭上午散会。明天下午十二点，你去把翻印的文件取回来，由各特委书记亲自带回去。”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来到拼面巷十二号时，情况起了变化，只见徐宾、章士劳同志住的那间房子窗户紧闭，门上了锁，而不是按照组织规定的暗号窗户开一扇，关一扇。我正急得发呆，认识我的男房东惊慌地走来，低声问我：“你碰到警察了吗？”我说：“碰到了，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碰到了几个警察。”房东说：“他们不认识你，不然你也危险了。你的同学徐宾、章士劳被警察抓走了，还带走了他们的油印机和印的文件。警察是大清早来的，一直搞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刚才，是我叫他们去吃饭的。他们临走时交代我，如果发现有人来找徐宾和章士劳，不管是男的女的，要我把人留住，等他们回来把人交给他们。孙同学，你快走吧，等会警察回来你就走不脱了。”我告别了房东，赶快走了。
徐宾、章士劳同志这一次印刷的文件很重要，上面写有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的详细经过，有两篇关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文章。因为文件的内容比较长，他们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完成任务。八月初八早晨，天下着雨，他们认为雨未停，敌人不会来搜查，就继续印文件，结果暴露了。敌人搜到了这个文件，如临大敌，立即全城戒严，气氛十分紧张。
我找到赵健民同志，将上述情况告诉他。健民同志说：“太平街不能住了，得马上搬家。”因为在住房问题上事先有所准备，我们立即搬到了丁家崖租好的一间房子里。健民同志对我说：“秘密印刷被暴露的事，黎玉同志还不知道，今天下午他很可能去拼面巷。我马上去拼面巷南口，你去北口，挡住黎玉同志。”他说罢，我们便急速分头出发了。可是，我们一直望到天黑，还不见黎玉同志的踪影。他发生什么危险了吗？我们心里非常着急。
省委曾经决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以民众教育馆作为第二个秘密联络点。第二天清早，我和健民同志急步走到大明湖畔的民众教育馆，才和黎玉同志接上了头。对于秘密印刷被破坏的情况，黎玉同志大致知道，听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后，他说：“莱芜有两个人叛变了，你们两个要赶快离开济南，暂时转移到长清县去。徐宾、章士劳两同志被捕以后的情况，我先派人打听一下再说。为了防止意外，还要派人把昨夭发生的情况告诉各特委，这事由我负责安排。我也要马上离开济南去北方局开会，半个月以后，我回来与你们联系。”话后我们便分手了。
八月十一日晚上，我再三催促健民同志赶快离开济南，他说：“现在不能走，还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明天早饭后，你去第一师范把刘清禄同志叫出来，把根据当前形势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向他交代清楚，第二件事，要等明天淄博煤矿的同志来了，把下一步工作安排好。”
刘清禄同志是第一师范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第二夭早饭后，我到一师把刘清禄同志叫出来与健民同志见了面。就在他们两个谈话之后，由于叛徒告密，健民同志在大街上被捕了。
我在长清县待了几天时间，济南的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又回到了济南。秘密印刷被敌人破坏以后，为了使上级党的文件及时传下去，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由几个同志夜以继日地抄写。有时遇到紧急文件，不能按时抄写完，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因此，省委决定由我负责开设一个小饭馆作掩护，把秘密印刷工作恢复起来。在白色恐怖下，用开饭馆的方式掩护党的联络工作，是个很好的办法。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交通员都可以用上饭馆吃饭的方式，出进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我回忆起在正谊中学读书时，所结识的一个饭馆老板叫王德胜，与我比较要好，后来由于本小利薄，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亏损关门，还乡务农去了。经组织同意，我走访乡里，找到了王德胜，他一家四口都十分乐意与我合伙在济南开饭馆。由党组织资助经费，小饭馆便开了张。于是，又买来一部油印机，正式恢复了秘密印刷工作。我名义上是饭馆的掌柜，实际是做党的工作。每天晚上，我抓紧翻印文件，刻写、油印都由我一人承担。白天忙于做交通情报工作，还兼管济南市部分党支部的组织工作。王德胜负责掌勺炒菜，经过党的教育，他进步很快，两个月后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王的爱人负责内务、买菜、洗菜、做包子。王的两个儿子负责跑堂。他们一家四口干得挺欢，表现很好，对来饭馆联络工作的同志十分诚恳和热情。大家都说：“一进饭馆，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小饭馆，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办到一九三七年五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上秘密印刷已转移到济南书店，就停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