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与阻碍农民运动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以及相机夺取县、区政权和建立农民互助会直接领导的脱产武装，这种斗争必然是严峻的，你死我活的。
（一）与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冠县重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们奉行的政策当然是当时国民党的顽固派所奉行的政策，即限制异党活动，搞磨擦，最后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书记长王子强是冠县人，和豪绅、地主等顽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地头蛇。该县党部成立后不几天，便纠集极少数人，成立了“青年抗敌后援会”和“妇女抗敌后援会”，与我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国会”相对峙。冠县原有“小学教员联合会”，他们又耍阴谋，搞诡计，篡夺了该联合会的领导权，并把“小学教员联合会”改为“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样一改，一些不当小学教员的党棍党徒，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就可以参加了。他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于七八月视察鲁西，并来过冠县以后，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约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为了布置小学秋季开学的工作，县政府教育科召集全县小学教员开会。我向教育科长提出在这次全县小学教员大会上，要动员自下而上的提出改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领导人并改名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要求，对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一次反击。当时教育科科长还是我们党员，所以他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在全县小学教员中有我党的党员，我党的政治影响也是较大的。
开大会那天，教育科长先作了报告，尔后由我讲了话，最后那位书记长也上台哼叽了几句。当主持会议的人问小学教员们还有什么意见时，一连几伙小学教员当场提出改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要求。这时，那位书记长坐立不安，如坐针毡。他向教育科长建议，在这样一个会上，不能谈改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理由是该团体有章程，应该按该团体的章程办理。教育科长当即答复他：“群众提出的要求，应当尊重！”他转脸以同样的理由说服我，并央求我向教育科长提出建议。我果断而响亮的回答：“我完全同意科长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话，深表惋惜，但故作镇静，以观事态之变化。当会场以压倒优势通过改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提案时，他不告而退，悻悻地走了。会场随即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改选了“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并改名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任是马廷襄同志。
约在九月下半月，县政府接到沈鸿烈的通令，各县要组织“抗敌动员委员会”，政府、驻军、党派、各民众团体（包括商会）都要参加。
为了争取参加县“动委会”，成为县“动委会”的成员之一，冠县的广大回民（主要是城关的回民），酝酿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国民党县党部则指示他的党徒党孙，大肆活动，提出成立“回民抗敌后援会”和我们针锋相对。我党的工作人员积极展开了群众工作，并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到清真寺的阿旬的大力支持。当开回民大会时，在清真寺阿旬的倡导下，广大回民群众接受了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的主张，拒绝了成立“回民抗敌后援会”的主张，并选白风藏同志担任“回民抗日救国会”主任。
还有一个县政府“动委会”的成员问题。当时，我党尚处于不公开状态，不便参加，但也不能让国民党参加。根据党的县委指示，由我配合县政府的党员做那位冉县长的工作。一天，县“动委会”的成立大会开始了，那位县长站起来发言，首先说了些有关“动委会”成立的重要性，范司令如何重视的话，而后严肃地声称：范司令给我们指定了委员名单，正副主任和各科室负责人名单，今天向到会的人宣布一下。这个名单是经我们做工作提出来的，里面当然没有国民党县党部，也没有它直接领导的两个空架子群众团体。该党部书记长参加了这天的成立大会，听了后，一言未发，面带狼狈相，第一个离开了会场。
经过这三次反击，该县党部气焰大杀，该书记长也深居简出，轻易看不到他的行迹。一九三九年春节的除夕，日寇路过冠县，住了一宿。自此以后，该国民党县党部紧封大门，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二）与朝北顽固区政权的斗争。冠县南与朝城的五区接壤，我们素称之为朝北。该区区政权是很顽固的，在冠县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影响下，慑于冠县农民互助会的声势，虽不敢对农民互助会加以残酷镇压，但却采取不予承认的政策，并且对农民互助会加以蔑视、阻碍和压制。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范筑先将军视察朝城，原计划来朝北。随同前往的张维翰同志，将来朝北的确实日期告知了冠县。我党冠县县委决定，届时组织朝北盛大的农民互助会会员大会欢迎范筑先将军。一方面显示农民互助会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借范筑先的名义使农民互助会在朝北合法化。
时令已是秋末冬初，北风飒飒，寒气袭人。这夭到了，各村镇的农民互助会会员，肩扛红缨枪，成群结队于上午九点以前，齐集于王奉的北门外顽固区政权居住的北极阁旁边的一个广场上，共约万余人。我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次集会，将会员队伍整顿好恭候范司令往临。该顽固区政权对这一举动事前有所闻，它的几十名区保安队员在北极阁的周围刀出鞘，弹上膛，戒备森严。俨似两军对垒，形势紧张。时近中午，该顽区政权派人前来告知，范司令已决定不来五区，要求互助会会委解散。广大会员不相信这点，我也不信，立即提出我要亲自给范司令通电话。他们同意了。我昂首阔步走进该顽区政权住的大庙，当我跨进区长办公室时，该区长对我笑脸相迎，待之如宾。我拿起电话，直要范司令的司令部，说有要事向司令请示。恰巧是张维翰同志接电话，他告诉我范司令已决定不来朝北了，要我转告广大互助会员。我回到广大会员间，告诉会员：范司令已决定不来朝北了，他说他已知道广大农民互助会会员在王奉欢迎他。除此我还讲了一些鼓励会员的话，尔后广大会员兴高彩烈地散回各村镇。
经过这次行动，朝北顽固区政权对农民互助会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互助会的工作也继续比较顺利地开展。事后该顽区政权的区长使人传出话说，事前他曾请示过朝城县长，县长转告他，参谋长王金祥曾下令，谁闹事就就地枪决。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他向广大互助会会员讨好的话，真假也不去管它。
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冠县城失守以后，筑先纵队转移到朝北一带活动，鲁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各机关也都在这一带活动，朝北的形势就大变了，朝北地区竟成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的中心。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在朝北农民互助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互助会直接领导的脱产武装朝北农民抗日游击大队，王邦臣同志担任大队长。
（三）相机夺取县、区政权。一九三九年春节除夕，日寇路过冠县城以后，二区区长称病辞职。这是我们夺取二区区政权的机会。县委的同志们共同议定，由县委书记许梦侠同志兼任二区区长。因为第一他是二区的人，在二区的人民中间有较高的威望；第二抗战前他在本县担任过小学教员，冠县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都知道他思想进步，年轻有为。派我配合县政府里的党员做那位冉县长的工作。冉县长也耳闻过许梦侠其人，对我们的推荐是相信的。这样，许梦侠同志就担任了二区区长。
许梦侠同志是党的县委书记，工作已很繁重，只能用不大的一部分精力去做区长的工作，二区的一切日常工作，则由区政府的党员朱广林、徐鸣庭等同志去做。自我党掌握了二区区政权，二区党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比以前顺利得多，二区农民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在冠县各区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积累了区政权的工作经验，为以后普遍改造各区区政权打下了良好基础。
冠县城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被日寇占领后，是夺取县政权的良好时机。这时，大敌当前，为了以后的对敌斗争，决不能让县、区政权继续掌握在代表地主、豪绅利益的人手里。党的县委决定，由各群众团体发起，并由丹立枢同志为首，向那位士绅兼官僚的冉县长清算县政府的账目。那位县长被迫辞职。以后的县长由王化云同志担任。夺取县政权后，接着便利用县政权将各区政权进行了改造，使县区政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成为彻底的抗日政权。
（四）建立自己的武装。一九三八年五、六月，正当农民互助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的时候，广大会员和互助会的县、区领导提出成立县、区农民互助会直接领导的脱产武装。从冠县当时的形势看，十支队虽驻在冠县，但它是正规部队，不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配合的那样紧密。而县、区政府的保安队，为数虽不多（县保安队有百余人，各区保安队每区有二、三十人不等），在冠县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农民运动，但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大力支持农民运动。还有，调离冠县各支队的散兵游勇也在充斥乡里，肇端闹事，为非作歹，在开展清乡运动以前对我们是很大威胁。因此，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是十分必要的。
县农民互助会的脱产武装，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就成立起来了，名叫特务队，队长是朱月松同志，指导员是杨新一同志。到一九三九年春节日寇路过冠县城时，特务队的人枪已发展到一百多。县农民互助会的特务队成立不久，各区农民互助会也相继成立特务队分队，各分队已有人枪三、四十不等。日寇路过冠县城的当晚，郭瑛同志将各区的特务分队连夜集合到城南张史村，改编为冠县农民抗日游击大队，总人枪数已到二百多，郭瑛同志任大队长，刘玉珍同志任大队副，赵松泉同志任指导员，白风藏同志任副指导员。游击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一中队长是赵玉书同志，二中队长是姚如林同志，三中队长是程浩同志。
县农民互助会的特务队，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改编为八路军卫河支队，由郭瑛同志任司令员。冠县农民抗日游击大队，也于一九四O年以后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
以上仅仅回忆了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四O年春的冠县农民运动情况。至于一九四O年以后，冠县的农民运动在抗日烽火中，更加广泛地进行，谱写了一章章泣鬼神、动天地的抗战史诗，则需要另外撰文专门记述了。
注
①范筑先将军是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六区的专员，兼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的司令。驻地是聊城。他管轴的有聊城、博平、在平、堂邑、冠县、馆陶、邱县、阳谷、寿张、朝城、观城、萃县等十二个县。②冠县的第六、第八两个区，是豪绅地主所统治的封建顽固区，它和馆陶县的儿个封建顽固区联成一大片。在冠县混乱时期，所谓“华北义勇军”就没有打进去。从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冠县县城被日本占领以前这段时期，它和冠县县长还有一定的关系，农民运动发展到高潮时，也只在第六区很少数的几个村庄组织起农民互助会。从冠县县城被敌人占领以后，我们的抗日县政权和抗日武装就不能进去活动了。③一九兰八年十支队成立后，决定由我任政治部副主任，曾发给我一套军装和臂章、军衔（中校军衔），但我始终未到职。
----作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