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可是，父亲的音容笑貌尤其是那浓浓的河南光山乡音，却时时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
父亲从小参加革命，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是战争的风风雨雨铸造了他质朴、开朗、豁达、坚强的个性。记得我10岁那年一个酷热的夏季夜晚，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父亲身边，齐声要求他讲战斗故事，父亲笑眯眯的说：“好吧，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我刚参加革命时，才十一、二岁，天天背着一个小马枪，行军打仗。晚上宿营时，天当被、地当床，常常找个稻草堆就睡下了。有一天，行军了一天，脚上打了许多泡，找到打谷场上的稻草堆，就躺下睡觉了。睡着，睡着，感觉到一股臭水直往鼻子眼里涌，起身一看，原来睡在了农村用来沤肥的稻草盖着的粪坑里了。” “哈哈…，哈…”，我们笑的前仰后扑，坐到地上。父亲接着说：“后来，长征过草地时，没有粮食，往往是一把炒面，你让我,我让你，我和你们的张祖亮伯伯（原南京军区参谋长）就为了一荼杯面,互相推让了很长时间。” 二等甲级残废的父亲，指着腿上的几处伤疤继续说：“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我的腿受到了日本鬼子的扫射，一个点射，连中四发子弹，血流的止不住，人快不行了。这时，徐向前副师长视察战场，发现了躺在田埂上气都喘不上来的我，立刻下马，来到我跟前，扶着我上了他的战马，将我送到后方医院。徐帅的救命之恩这辈子都忘不了。” 讲着讲着，父亲的话语就变沉重了，“想想那些在战场中牺牲的战友，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浑身的血就直往头上涌。”这时，周围的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静悄悄的，父亲好像回到了那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壮烈牺牲的战友身旁，我们从父亲的言语中，听懂了什麽叫做手足情、同志心，什麽叫做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从父亲的眼神中，我们看见了胜利的红旗飘扬在浴血奋战、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父亲在退居工作一线后常笑称自己是“贫农尤老头，头发白苍苍”。常对我们说：我是战场上的幸存者，你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珍惜啊。
父亲是一个要求严格和不徇私情的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对我们实行准军事化的教育和行为规范。上学一律住校，过集体生活。暑、寒假在家也按照军队的作息时间活动，早晨部队大院的起床号一响，就喊我们起床出操跑步、爬山锻炼体力。家务事每个孩子都有分工，包括一日三餐、做饭买菜、打扫卫生，决不能请警卫员代劳。父亲常说我们遇到了好日子，是在糖罐里长大的，所以经常鼓励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要经得起摔打，要到基层去锻炼，不能搞特殊化。记得那是1969年的春节大年初二，我接到无锡市人武部的入伍通知书，父亲要我马上到部队报到，那时我还不满15岁。参军后，分配到南京军区通讯总站无线电报务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在训练队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野营拉练，忆苦思甜。同时参军的许多同学都分到部队医院，在相互通信中得知，她们的生活较通信部队相比，优越很多，工作强度也低。此时，我就通过父亲的战友叔叔、伯伯们要求调动工作。叔叔、伯伯们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当我感到非常沮丧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是1969年秋天的一个中午，父亲在南京军区招待所准备了一顿简单的工作餐，四菜一汤，餐桌上，父亲对我和二姐说：“我们军队的通讯技术落后美、英军30年，通讯是一个为祖国、为军队争气的专业，大有作为，要安心工作，服从组织分配，努力进取”。饭后，分别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个旅行袋，把我们送到住处门口告别。事后得知，在和我们见面之后，父亲就奉命率部北上，奔赴中苏边境前线—河北省宣化等地。正是父亲这席话，改变了我此后43年的人生道路。父亲对我们的严格教育不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责任，更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子承父志，我懂得了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融入革命事业的需要中，她的人生之路才是璀璨的、有意义的，我深深地理解了和平时期继承革命传统、重走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父亲是一个朴素、节俭、严于律己的人。他不让我们坐他的车办私事，他说车是配给他工作用的。他教育我们要尊重他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有时他在工作中发了脾气，事后，他总是主动向对方道歉，无论对方是炊事员、警卫员、还是司机。记得是在1964年的夏天，父亲到上海延安饭店参加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允许带家属随行，母亲因工作在身，于是我和弟弟海涛随父亲同行。一次午饭，父亲和我们来得很早，一直等服务员送饭，可是，等了40分钟，别的首长都吃完了，服务员还没有给我们送饭，这时，我找到服务员说明情况，并一气之下离席而去。事后，饭店管理部门向父亲道了歉，但是父亲严肃地批评了我，说：“饭店服务员工作很辛苦，客人多忙不过来，我们要体谅她们”。这是父亲一生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件小事，但是父亲严于律己、永保普通一兵的本色，深深的印在幼小的我的脑海中。
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年，由于治疗的需要，父亲到北京301医院做放疗。每天一次的放疗使父亲身体消耗很大，可是，虚弱的父亲仍然遵守医院的各项规定，严格起居，从不特殊。并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敬医生和护士。气候渐凉，见父亲衣着单薄，我和丈夫贺志平一起给父亲买了件大衣，用于御寒。可是父亲坚决让退回去，硬说是太浪费。他只是多加了件旧衣服抵挡风寒。此时此刻，我们望着父亲消瘦的面容和刚毅的神情，还是戴着那旧手表；还是穿着那黑色的老头鞋；还是用着那发黄的旧茶杯。禁不住心中一阵阵发酸，一股深深的敬意，由衷地从心底升起。
父亲从戎多年，战火纷飞的洗练让他刚毅的脸庞又增加几分威严。工作中的父亲总是给人留下一个不怒而威的军人形象，但是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热情、慈爱的父亲，快乐、祥和的爷爷。父亲不善言辞，从不外露他的感情，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关心和爱护亲人、孩子。1958年，父亲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父亲总是挤出时间带着4岁的我和哥哥姐姐们到山上种花生、向日葵，培养我们爱劳动的观念。秋收时节，当扛着满满一麻袋花生和向日葵从山坡上返回时，父亲和我们都感到了丰收的喜悦。1960年，父亲工作调动到某军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了鱼米之乡的江苏省无锡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仍旧在房前屋后种菜，一洼洼绿油油的韭菜、青青的辣椒、红红的西红柿、又细又脆的豇豆。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父亲用他辛勤的劳动给我们几个上学的孩子增加营养。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父亲在夕阳下辛勤耕耘、挥汗如雨的劳动情景依然就像发生在昨天，经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的两个姐姐在南京卫岗小学读书时，一次父亲从无锡到南京开会，住在军区招待所，由于通知有误，姐姐们没有接到通知，也就没有到招待所去看父亲。后来得知，那个星期六下午，父亲为了见到离家在外读书的姐姐们，在招待所门口望眼欲穿的等了4个小时。1997年，我休假去广州，看望79岁久病的老父亲。吃饭时，父亲让添了一个菜，是父亲亲自钓的非洲鲫鱼。当我看到为我特意增加的烧鱼和父亲平时吃的青菜、豇豆同时放在餐桌上时，父亲又慈爱地不住的往我碗里夹鱼，禁不住背过脸去，掩饰已是泪水充盈的双眼。父亲70多岁时家里有了一个小孙子，小孙子的出世，让父亲的晚年生活充满了童稚般的欢乐。我们常看见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抱着呀呀学语的小孙子对唱：“尤帅帅，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在光山，离这还有…”，3岁多的小孙子口齿不清不着调地唱到。如今，这充满温馨堪称经典的对唱，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敬爱的父亲，在20世纪5、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您用自己的工资，给家乡的父老乡亲送去关爱、温暖。20世纪90年代的救灾中，您不顾自己做过化疗的虚弱身体需要补充营养，一次捐助几千元支援灾区人民。在20世纪中期那个动乱的年代中，您冒着自己被揪斗被打倒被罢官的危险,坚定地想方设法保护许多受冲击的老首长、战友和朋友。我们问您怕吗？您掷地有声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我还回老家种地。从您的行动中，我们感受到了您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做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什么又叫做情系家乡、心系人民。
父亲去世时，母亲翻遍了父亲的衣物，竟没找到一件新衣服送父亲远行，才与军区治丧委员会商议，为父亲做了最后的一套军服。父亲戎马生涯近70年，在他的遗物中，最贵重的仅仅是2块旧手表，母亲分别送给了跟随父亲多年的二位部下，留做纪念。而留给我们子女的是父亲的上将军衔肩章和用了多年的小收音机。这些不是财富的财富，是无价之宝，它意味着力量和精神，鼓舞着我们子女为了为着人民的事业勇往直前。
敬爱的父亲，您用一生的追求实践了为祖国的强盛、为人民的幸福奋斗一辈子的豪迈誓言。您用近70年的戎马生涯书写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您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巴山蜀水、巍巍太行、风雪大别山、朝鲜战场、江南水乡、茫茫草原、西藏边防、祖国南疆，都留下了您深深的脚印。
您多次对我们说：“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敬爱的父亲，我们把您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南海里，汇入那浩瀚的波涛之中，与祖国的山川河流日月同在。
有句话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但有些人死了，他仍然活着。“贫农尤老头，头发白苍苍……”。那带着乡音的质朴语言，总是亲切地响在我们的耳旁,那刚毅雄风般的军人风姿，总是展现在我们眼前。敬爱的父亲，您没有离去，您正在远行，您正坐在去看望家乡父老乡亲的火车上，乡音乡土是您永远的牵挂。您正走在去拜访老朋友们的路上，那是与您一起出生入死历经磨难以生命相托的至友。您正站在高高的红军纪念塔前缅怀牺牲的战友，为了共和国的解放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正微笑着面对祖国的壮丽山河看那胜利的红旗处处在飘扬，以告慰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
敬爱的父亲，您没有离去，我们非常想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