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那个除夕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坐在客厅的高脚椅上，我抚摸着他的满头白发对他说："爸爸这个年你可得争气，别犯病，我们好好在家过个年(因为从父亲80岁后，已经有好几个年我们是在北京医院南楼病房陪他度过的)。"他慈祥地笑着，点着头向我保证。果然这个春节父亲是健康快乐地和我们在家度 过的，然而这也是父亲和我们过的最后一个春节。3月初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并已是晚期，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了6月份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父亲90岁。
尽管这几年，为了承担生存这份沉重的责任，我没有过多的时间刻意总结父亲的传奇人生，同时也深知现在的人不再对为他们换回幸福生活的革命前辈的陈年旧事感兴趣，所以就将对父亲浓浓的思念深深地藏到了心里，没有写下任何怀念的支言片语。这次《中国远洋航务》杂志社约我们组妹，写些父亲生前鲜为人知的平常小事。很感谢杂志社的编辑还能想起父亲这些老人。我是怀着感激之情并肩负姐姐 们的委托，在父亲离开我们八年之后第一次提起笔，思如潮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随父亲在厦门居住，当时那真是充满火药味的前线，蒋介石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整个海军基地的军人家属都已撤往上海、宁波等后方，作为基地司令兼政委的父亲却独独没有让我们一家(妈妈、三个年幼孩子、80多岁的老母亲)撤离，我望着空当当的整个家属区，没有了往日玩耍的伙伴，是多么不理解父亲的决定。直到若干年后重返厦门听到当地居民聊起当年的情景，说看到整列整列载着军人家属的火车往后方开去时，他们是多么的混乱和恐慌，认为共产党、解放军要放弃厦门城了。后来看到虎头山上(当时海军基地司令部的所在地)还有老人孩子在进进出 出(其实就是我们一家) ，心里就安定了许多，社会秩序也好了很多。我这才明白父亲是在用自己无私的行为维护着共产党、解放军的威信，安抚着数以万计厦门市民的心啊。
父亲这辈老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为了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献出他们的一切，在他们的眼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出国参战，母亲带着姐姐们留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后方留守处，坚强独立的母亲不愿意作为家属闲赋在留守处，向组织要求转业到地方上工作，把大姐放到了留守处保育院，她独自带着二姐来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华东局机关工作。为了中朝人民，在前线英勇作战的父亲根本无暇打探母亲的行踪，过问一家老小安危。等到回国后竟然不知母亲去了哪里，托老战友们四处打听，几经辗转才在上海见到了母亲。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多么不尽情理的事，然而革命者就是这样，若为革命故，一切皆可抛。
其实父亲是很爱我们的，在我们的眼里他和普通人家的慈父一样，闲时会带我们去新华书店买小人书(连环画)，逛百货商店。还记得6岁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双小红鞋，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双鞋。父亲还教我们游泳、打乒乓球，表演他的拿手戏法变硬币，这个戏法成了保留节目，一直到晚年还表演给孙孙辈们看。他每次出差，无论工作怎样繁忙，回来时都会细心地给我们姐妹三人每人带回一份礼物，看着我们拿着礼物雀跃欢呼，他的脸上总会浮现出宽慰的笑容。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因脚部伤口感染休学，而父亲患心脏病在家休养，母亲就把辅导我学习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叫我自己抄书写字，淘气的我就将笔划多且又难写的字从书上抠掉，算术题也是照着例题抄一遍，这些鬼把戏最终被发现了。一向宽宏大量的父亲也严 肃认真起来，一笔一划的教我写字，一道一道地修改算术题，听我背诵课文，我的整个小学二年级上半学期的功课几乎都是父亲教会我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要把父亲押到部里隔离审查时，北京家中只知刚刚从上海赶来陪伴他的12岁的我(当时母亲和两个姐姐在上海)，父亲实在不放心他被关起来后，小小的我怎么生活。我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低下头来恳请造反派让他将我送走再把他关起来，却遭到了严厉的拒绝。我望着父亲那担心的目光，忽然坚强了起来，对他说："爸爸没关系，我自己会回上海！"后来父亲说他每每想起他被关起来后不知我是怎样回到上海，心就会很痛很痛。
父亲虽然很爱我们，却从不为我们创造特殊的条件，开辟捷径。在我记忆中，父亲从不让我们搭乘他的专车，也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利带我们到各地游山玩水。每逢周末他会一视同仁地要求全家人和警卫战士、公务人员一起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项举措一直坚持到1965年父亲从海军转业到交通部。20世纪50年代初刚在上海定居时，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曾想租一架钢琴让我们姐妹儿个学，父亲却没有同意。他让我们有空时到院子和警卫班战士学学种菜，一起劳动。他经常说，只希望将来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就很满意了。
自1967年的6月父亲被造反派关押在部里隔离审后，有五六年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他，只是靠每月他寄给奶奶生活费的汇款单的笔迹，知道他还活着。一直到1972年在老首长粟裕同志的关怀与帮助下，母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得到了批复，同意我们全家到京探望父，可这时9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思念他惟一的儿子悲伤过度已经不在人世了。奶奶临终前那渴望见到父亲的眼神，至今我都难以忘却。
那年春节前母亲带我们姐妹三人来到北京，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们终于在卫戍区某部队的大院里，见到被军用吉普车和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到此的父亲。几年没见，父亲老了许多许多，苍白而消瘦。尽管之前已经再三说好，见到父亲谁也不准哭，可我们三人还是没忍住，抱住父亲泪流满面。父亲和母亲都谁也没掉一滴泪，而且坦然自如，互相宽慰着，我真是从心里敬重这对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父亲拍着我说："哭什么，我在这里挺好。"其实在那个年代，被关押起来会受尽怎样的非人磨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父亲却乐观而坚强地活了下来。后来经母亲反复地向党中央和总理办公室写信请求，父亲才得以保外就医，转到铁路医院边治病边继续接受审查，直到粉碎"四人帮"。
尽管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可父亲对他所投入的革命事业依然无怨无悔，对党的忠诚丝毫没有改变。恢复工作后，父亲以极大热忱忘我地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交通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离休后.还发挥出全部的余热(他为交通和远洋事业做出的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一一列举)。
晚年的父亲从不因为自己的戎马功劳而对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相反，他却对组织上的合理照顾感激不尽。他经常对母亲说，要知足啊， 我们什么工作也不干了，共产党照发给我们这么多的工资，一定要知足。他病重时组织上又给他增派了一名护理人员，他还以为是母亲去要求的，在弥留之际一再告诫母亲不可以因为他的病重而对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晚节。并希望能的丧事一切从简，将他的骨灰撒入他一生最爱的大海，这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完美的党性和宽广的胸襟。
正是父亲的教诲和榜样，我们姐妹三人对权力和金钱、都没有贪婪的野心和欲望，没有一个成为高宫、成为富商，然而我们却活得很坦荡、很快乐，因为我们正如父亲所期待的，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