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战始于1937年9月2日。此前，父亲随红六军团从江西永新突围西征，经历了难以描述的苦难，终于汇入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洪流。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联合抗战。朱德、毛泽东电令中国工农红军各部：“限十日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从这一天起，父亲就做好了随时开往抗日最前线的心理准备。
9月2日，八路军第120师的将士们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出征誓师大会。父亲那年19岁，担任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3营特务连连长。
那天的阵仗史无前例。重机枪、迫击炮等密密麻麻一字排开，万余名将士席地而坐，整装待发。刚刚摘下中国工农红军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记的灰帽子，他们心里憋气。目睹着日军源源不断开进中国，中华民族正生灵涂炭，他们又义愤填膺。或许正因如此，当我父亲带领特务连战士进入会场时，扑面而来的，是满场的整齐肃然，还有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怦怦心跳。
那天的动员让人终生难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专程从八路军总部泾阳县云阳镇策马赶来参加誓师大会。各团授旗后，朱德、八路军政训处主任任弼时、第120师师长贺龙先后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
朱德开门见山回应战士们的关切。他说：今天换下红军帽，你们思想不通，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党中央和军委是知道的，我就是受毛主席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现在国共合作，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一服装，戴青天白日帽。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有一条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国红军必须绝对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志们要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要到敌人后方去，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任弼时再次重申了红军换装的重要性。
贺龙鼓舞战士们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上灰军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话，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坚决完成救国救民的光荣任务！
一轮恳切的谈话结束，战士们也不再愁容满面、一脸沮丧。掌声、歌声、口号声、军号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千万只臂膀高高举起，像竖起一座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临危受命赴汤蹈火，让我父亲激动万分。番号变了，服装变了，枪杆子瞄准的目标也变了，只有一条没变：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没有变，跟党走的队伍没有变，心没有变。
次日，八路军第120师就从富平县庄里镇和觅子镇出发，浩浩荡荡开往抗日前线。父亲随部队在黄河拐弯处的风陵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行军至侯马镇，坐火车溯汾河而上，中午抵达榆次，改步行继续前进。就这样连续五天五夜地强行军，从陕南中部的富平开进到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的大牛店火车站一带，天黑之前进入阵地。这里是中国华北的抗日最前线。
不久，第717团3营奉命攻击忻口山附近原平镇（现山西省原平市）的日本驻军。天黑出发，急行军到达进攻地点，深夜11时战斗开始。经3小时激战后，烧毁日军一个大型弹药库及3个存粮处，缴获轻机枪3挺、山炮2门、步枪50余支，俘获日军5名。父亲在率领特务连夜袭原平镇的战斗中，打响了射向日本鬼子的第一枪。
一支装备极为简陋的八路军营级单位，竟然大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小时候，我们经常问父亲，八路军用什么办法打鬼子？
父亲说：八路军一个班围着一个“老鬼子”拼刺刀！
父亲把抗战初期的日军称为“老鬼子”，把后期的称为“小鬼子”。他说“老鬼子”不好打，“小鬼子”怕死，比“老鬼子”好打。父亲的语气平静舒缓，却让我们一想起就荡气回肠！
八路军真就不是一般人。3营的八路军战士凭借敢于贴身肉搏的勇气，凭借在战术上积极创造和不断放大的局部优势，在大大小小几十次对日作战中总能有所斩获，终于积小胜为大胜。
1939年初夏，日军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约5000余人，分多路进攻晋西北五台山地区，企图合围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和第359旅。5月9日，晋察冀军区先以一部兵力钳制日军，第359旅则隐蔽待机。日军约800余人扑空后，在回撤路上被第359旅包围。一番激战后，日军余部趁夜暗突围。逃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时，又遭遇第359旅第717、718团的南北夹击。战至15日拂晓，进犯日军大部被歼，从而粉碎了其合围八路军的企图。
战后清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俘虏11人，缴获山炮和92步兵炮5门、轻重机枪22挺、掷弹筒3个、步枪800多支，战马200余匹以及部分通讯器材和大批炮弹。“上下细腰涧”恶战被记入军史、抗战史。更有开国上将王震（时任第359旅旅长）、开国中将刘转连（时任第717团团长）以及原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张东辰（时任第717团3营9连通讯员）和我父亲等多名亲历者的回忆为证。据称，王震看见战士们将缴获的火炮绑上骡架时，兴奋地说：“狗日的给咱359旅装备了第一个炮兵营！”
在数十次对日作战中，父亲缴获的战利品渐多，其中有四顶日本军呢帽一直留存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帽子上缝制着厚实的呢子面，白色衬里标注着军阶（一个大佐、一个中佐、两个少佐），只是那些四个字一组的日本名字着实让小时候的我们难以记住。之后的岁月里，因家事颠沛，四顶军呢帽中的三顶先后遗失。1999年，父亲将剩下的那顶军呢帽，还有弹夹、弹壳和一块军用降落伞残片等，一同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访问。其成员分别来自赫赫有名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等报刊，随行的还有国统区记者及国民党官员。6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他们做了长篇报告。该报告后以《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为题，收入《叶剑英选集》。
在早已泛黄的《叶剑英选集》第七十四页至九十九页里，记载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统计，并附有各种图表。这是一篇被当时中外媒体誉为“毫不强加于人”的一流报告，是一段全面介绍中共抗战情形的慷慨陈词，更是一部磊落大气、不卑不亢的白皮书，读来印象深如刀刻。
比如：截至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有474476人，进行大小战斗91594次，毙伤日伪军832815名，俘获日伪军183135名，日伪军投诚反正者73822名。缴获长短枪222995支，轻重机枪3500挺，各种炮589门。八路军、新四军伤亡402567名，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555名。敌我伤亡比例为2.1:1。
比如：八路军、新四军俘获日本军人超过3522名（包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被俘日军大部分被送回日军，起瓦解作用；另有42人由延安送去西安，交由国民政府抗日最高统帅部处置；28人送往八路军根据地大后方（不含新四军送往大后方的人数）。
这篇珍贵的资料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八路军俘获过如此之多的日军，而日军也绝非某些影视剧描写的那样宁“玉碎”而不降。在浩如烟海的亲历者回忆中，在文史哲经研究成果里，有无可辩驳的史实和数字记载。共产党领导抗日，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自当扬烈流芳。为什么今天却有那么一些人，亵渎烈士，恶搞历史，而对这些实打实的数据资料视而不见？为什么有人不愿面对真相，而宁愿听信谣言？这究竟是冷血的底色，是思维的荒谬，还是精神的堕落？
2015年6月，我们一行去南京参观日军大屠杀纪念馆，顺访了民国史专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他告诉我们，“七七事变”后，中国曾出现大量汉奸和伪军，最高峰时人数达220万！他们配合日军“扫荡”，守备据点，“清乡”、补缺。由于国民党极少打击伪军，所以，抗击伪军的任务几乎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这又一次让我浮想联翩。
1942年，抗战最为艰难的年份之一。父亲随部队到达山东沂蒙地区。这里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所在地。周边的汉奸多如牛毛，伪军气焰嚣张，他们狼狈为奸、横行乡里。为了给老百姓出气，八路军同他们正面交锋数十次，仗仗都打得十分激烈。1944年冬，我父亲担任鲁中军区第4军分区第12团参谋长。在一次激战中，营里的战士们浴血冲锋，很快突破了伪军的正面防御。正待向纵深发展时，营长却不幸中弹牺牲。由于伪军的狂傲与顽固死守，冲入突破口的八路军被反击出来，一排排倒下，后续部队失去指挥未能跟进，眼看攻势渐颓。紧要关头，我父亲不顾一切冲上前去，一把抓住营部司号员手里的军号，吹起令人心雄胆壮的连续冲锋号。他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很快将战士们重新组织起来，从原突破口一鼓作气又打了进去，终于歼灭了这股凶残的伪军。
我敬畏历史的巍峨，因为它常以惊人的相似来叩问今天。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凡夫可以成为英雄，高官或许会背弃祖国。不信且看二战时期德军入侵下的法国，其政坛、民间急遽发生的两极分化，留给我们多少启示！
战与降，人生抉择的岔路口，国运兴衰的分水岭。倘若明天硝烟重起，中华民族会不会在耻辱柱上再次刻上汉奸的名字、伪军的番号？
2015年7月，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顶日本军呢帽与数千件实物展品一起，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悲壮而高亢的历史。
我在展柜的铭文前默然良久。我在想，这顶军呢帽的主人是否已知罪、认罪、谢罪？他的后代是否重建了智者的清醒，成为坚持和平的力量？抑或跟着日本国内那不甘心的一小撮，还在继续着不自量力的鼓噪？
以物为证，以史为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清平世界，似乎还未到来，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昏头，历朝历代概莫能外。然而，历史的车轮却不会因此而倒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