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06年4月26日去世。贺龙夫人薛明阿姨送来了花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的后人曾XX送来了花圈，有关部委送来了花圈，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兵部的老部下参加了追悼会。就在父亲的治丧期间，家里突然收到有关部门派人转过来的一封传真，这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81师于2006年5月1日发来的唁电。收到唁电几天后，81师又专门派了几名同志从天津赶到北京，同时送来了2000元抚慰金。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这才知晓，父亲曾经是81师的第一任参谋长。
重新翻阅父亲的回忆录，将散落在字迹中的细节串联起来，父亲在九纵的足迹逐渐清晰起来。这才知道，父亲与九纵的渊源极深。
父亲是1942年秋天护送一批干部从延安奔赴山东的，从此留在了山东，在山东继续着他的抗战岁月，在115师686团担任过参谋长（686团——当年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主要突击部队），担任过鲁中军区特务营营长，独立团团长，经历过甲子山战役、鲁中地区反扫荡战役、讨吴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斗，参与了高（密）西根据地的建立。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父亲调任九纵27师参谋长，在潍县攻坚战中，亲率79团攻城；在孟良崮战役的阻击战中，亲率81团激战2天2夜，顶住国民党王牌74师的疯狂突围；济南战役中，亲自指挥解放军坦克部队首次攻城作战；在淮海战役中，亲率81团发起堰头镇战斗，突击队员跳入水中，架起“人桥”，。。。。迎着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27军成长为一等一的解放军主力。
在父亲的回忆录中有关解放战争的回忆篇幅里和父亲及其战友的讲述里，曾经提到过一些情节，披露如下（标题是我加的）：
聂司令员把车开翻了
1948年3月上旬，九纵准备攻打周村。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时任27师参谋长）随聂司令员一行6人乘吉普车出发：。。。。。。聂司令员突然高兴，要自己开车，当时我们几个都劝他不要开车怕出事不好办。司令员不听我们的劝阻，执意要开，我们怕出事，不好处理，因此，我们4个人都下车步行。果然不出所料，车行不到几百米处，只听到“哗啦”一声，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公路边的沟里去了。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大叫一声“不好了！司令员和汽车一块摔进沟里了。”我们心急如火，赶快跑到出事地点，以为司令员遭到不幸，谁知，待我们跑到出事地点后，司令员已从沟里爬上来了，而且全身上下没有搓破有一点皮，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都说“谢天谢地。”由于沟不太深，我们几个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汽车从沟里拉了出来，经过检查，汽车没有受损。我们又乘上汽车继续前进，我们几个师参谋长在车上你一言我一语批评司令员说：多么危险呀！要是在游击区边沿上出事，特别是你司令员出事了，我们受处分倒是小，这个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强攻潍县日志
4月3日间，照例由聂司令员率领我们3个师参谋长及几个侦察人员由驻地出发，经过塞亭据点附近，向潍县城北进行侦察及选择部队的攻城前集结地区。正巧在路上，我用卡宾枪打死了1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脚像鸭、其它部位又像鸡的鸟，足有七八斤重，第二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4月4日夜间，各部队隐蔽进入了驻地后，一方面，加强封锁消息，另一方面，迅速做好各种准备。首先，做好扫清外围地堡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筹借群众的门板、镐头和铁锹（后来统计，只我们第二十七师就借了群众门板近千块）。
当部队住下后，我又带领各团副团长或参谋长，再次到城北关外围进行侦察，。。。。。。正当我们快要进到敌人阵地附近时，第八十团牛峰山副团长突然一个箭步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说：“来，我走在前边。”我们沿敌人地堡群外的铁丝网外壕十几米远的地方走，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当浓烟散开之后，见牛峰山副团长倒在血泊之中，又见地上炸了一个大坑，才知道牛峰山同志踩中了敌人埋设的地雷。
第八十团的同志，为峰山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战士们一个个高举拳头发誓：“一定要攻克潍县城，活捉陈金城，为牛副团长报仇！”
国民党报纸刊登“打死一名共军师长”
913事件发生后，1973年，我父母时隔近20年，又一次穿上军装，佩带起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恢复工作以后，我父亲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天津张各庄机场建设总指挥。我母亲抽空从北京到甘肃的大山深处看望我们，离别时，我送她去兰州转机，顺路看望了曾经跟随我父亲多年的一名警卫员高成效叔叔，他当时在兰州石化总厂保卫部门工作。高叔叔还算精神。但是，深情的握手瞬间，他右掌上的弹孔伤痕给我留下深深的震撼，我连忙询问其中的缘由。
应该是淮海战役期间，在一次战前侦察中，聂司令员看见我父亲身边只带着一名警卫员，就临时派了他的2名警卫员一同前行，4个人在一片大雾中向敌人阵地摸索前进。突然，发现对面浓雾深处有动静，感觉有一片人影。这时，聂司令员的一名警卫员一人前往侦察，我父亲和其他2名警卫员保持战斗状态，聂司令员的警卫员走了不多远，就消失在浓雾中，不一会，在浓雾深处传来了几句对话的声音：。。。什么人（北方口音）。。。你们是哪部分的（南方口音）。。。不好，是敌人，快跑（北方口音）。。。。。。话音未落，激烈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我父亲、高叔叔和聂司令员的另外一名警卫员迅速向与枪声相反的方向隐蔽跑开。国民党军队追赶的枪声飕飕从我父亲他们三人身边划过，三人边跑边还击，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父亲的警卫员高叔叔的右掌，子弹穿掌而过。高叔叔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左手握枪还击。就这样，三个人跑到一块麦田藏了起来，这块麦田大致呈三角状，在浓雾的掩护下，我父亲、高叔叔和聂司令员派来的那名警卫员各自守在麦田的一个角落。浓雾深处不时传来枪声和吆喝声，幸亏苍天有眼，雾越来越大，丝毫没有散去的迹象。等了很长时间，枪声和吆喝声终于消失了。高叔叔讲到这里，感慨万分地说：“太悬了！这次我和首长差点把命丢了。”
几年以后，我回北京见到父亲，问起这件事情，他才说，当时情形确实极其危险，幸亏大雾的掩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国民党的报纸都刊登了消息——“打死一名共军师长”。我不是史学专家，没有条件也就无法考证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但是，我相信父亲讲的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可惜的是，父亲在他的《硝烟风云五十秋》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也无法猜测其中的缘由。
华野九纵的坦克战史
开国庆典之日，铁流滚滚，马达轰鸣，“功臣号”坦克驶过天安门广场的镜头，使四野这支坦克部队牛气轰轰。
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在记述拉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的济南战役的过程中，记载下了华野九纵坦克第一次参加攻城作战的情节。
请记住：九纵的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攻打大城市的战斗，也是我军历史上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攻城作战。
“我们第二十七师于18日夜，分3个突击方向，向外城进行了土工作业。我负责指挥附属我们的榴弹炮团，在距外城不足500米处不但在午夜前挖好了炮阵地，而且在拂晓前8门榴弹炮全部拉进了阵地并进行伪装。与此同时，我军的第一个坦克连4辆坦克的全体干部战士亦在我率领下，看好了出击道路，并填平了一些沟渠，能使在冲击时车速加快。我当时虽然有一天一夜根本没有闭上一眼，但由于自己能第一次组织坦克和炮兵协同步兵作战，特别是我坦克第一次参加战斗，觉得非常高兴。。。。22日黄昏前，我各炮兵阵地都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向外城土墙上的目标轰击。19时，我第八十团在我4辆坦克的支援下，已突破了外城。随后，我八十一团也突进了一个营。。。。到23日拂晓前，已将对方防守外城之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不但步炮协同比以往好，坦克也旗开得胜。”
不仅如此，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在记述淮海战役的过程中，也记载下了华野九纵坦克参加野战作战的情节。
“1949年1月6日，在我部队经过了20多天的战场休整后，我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起了对被围残敌的总攻击。我师（九纵27师）奉命在4辆坦克的配合下，向郭营之敌展开攻击。。。。在我炮火和坦克的猛烈攻击配合下，我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只进行了不到10分钟的战斗，就将敌人阵地突破，冲之敌之纵深。经过与敌人的反复争夺，将敌第十二师的1个团全部歼灭。在此之后，驻郭营附近左岩之敌的1个团向我投降。我师攻占寇庄时，又歼敌1个营。至此，我师的攻击任务顺利完成，并奉命在原地坚守，准备参加对敌发动总攻。天明后，我乘着坦克返回师部驻地，途中遇敌机低飞向坦克扫射，我当即命令站在坦克外边的战士，赶快跳下坦克就地隐藏，我乘着坦克则继续行进。敌机扫射好几次，但由于坦克装甲很厚，我在坦克内只听见子弹打得车顶咚咚做响，坦克却毫无损伤。
当我回到驻地，走下坦克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心想部队打了胜仗，完成了攻歼任务，我不但指挥坦克配合了步兵作战，而且亲自坐上了坦克，。。。”
有趣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还描述了一场我军坦克追击敌军坦克的好戏：
“到了9日上午，敌人的十几辆坦克先行向西北突围。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敌人“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乘坦克逃跑，故一面命令我坦克实行追击，同时，又命令各部队用集束手榴弹对敌坦克进行爆炸。由于到处是一片白雪，敌坦克又没有逃跑目标，加上我坦克随敌后迫击，我沿途部队又从四面八方向敌坦克包围冲击，使敌坦克行进不到三四里地，就一辆一辆地陷在雪地里。坦克中的敌人也将一面一面的白旗从坦克中伸出。但在清理战果时，没有发现敌兵团司令和杜聿民在内。当时，我们又估计这是敌人玩的阴谋。他们首先派出坦克向西北突围，以便掩护主力向另外方向突围。”
华野军史上是如何描述我军坦克、特别是九纵坦克作战的，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去继续探讨。我父亲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些情节，这远远不够。只有那些目前活着的老坦克兵，才真正是军史来源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