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因历史而受牵连
如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有株连九族的古代刑罚，那么在文革动乱中，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造反派从父亲档案的干部履历表中，发现“在渤海区教育科工作”一栏中的证明人是关锋，便把父亲当作关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活靶子进行批斗，让父亲交待伙同关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父亲说不出，便被视为态度不老实给予重点监禁，至此父亲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工资也被停发。
当时母亲和我们还住盐山城里，全家5口人完全依靠父亲的工资生活，父亲一旦不发工资，全家人一天也无法生活下去。
母亲让14岁的哥哥来海兴找父亲打探情况，哥哥骑一辆自行车由盐山第一次来海兴，一进县城，就见路北交通局大院里，正开批斗会，前台一个个头戴高帽，脖子上挂大牌子，脚下踩小登子的被斗对象站成一排，台下“打倒某某某！砸烂某某某狗头！”的口号声呼喊震天。路南便是父亲所在单位，见到物资局门牌哥哥小心翼翼的进了大门，就见墙上“打倒李树武”巨幅大字报上，父亲名字的三个字还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哥哥当场就吓哭了，还意为父亲被判了死刑。
听到哭声，工宣队的人把哥哥叫到办公室，问清原由，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带哥哥和父亲见了一面，见面时一个背大枪的民兵还在门口监视。会面后，工宣队的人带哥哥到财务室，从父亲的工资帐里支出30元钱，让哥哥带回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
父亲的问题因与关锋有牵，性质比较严重，经上报到地区造反派总部，决定将父亲送献县专区学习班(是全区关压、批斗、审查干部的大牛鹏)进行重点审查。
全家被迁返回五里庄
父亲被送献县学习班，家属再来找怎么办？于是，一位自称姓李的“叔叔”去了盐山我们家，对母亲讲，父亲去献县学习了先回不来，他让母亲有亲投亲，无亲投友，要给自己和孩子们找一条生路。并和母亲讲，如果现在搬家，车旅费他可以想办法，如果找不到亲友，以后没人管也就怨不得别人了。母亲只好答应投靠娘家----平原五里庄。
第二天，姓李的“叔叔”带一部汽车，连人带物把我们全家送到沧州火车站，家庭物品给办了托运，人给买了车票，把我们送上火车，他就不见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费用全部是从父亲的工资中支出的。
到平原下了火车，母亲带着大的领着小的一家5口直奔五里庄。老姥爷、老姥娘见到我们虽然惊讶，还是很高兴，忙着为我们做饭吃。老姥爷家有三间北屋两间东偏房，老姥爷、老姥娘住北屋东间，大舅、小舅住西间，小姥爷住东偏房。老姥爷让当老师的大舅搬学校去住，让小舅搬小姥爷的东偏房住，把北屋西间腾出来让给我们。
第二天，小姥爷、大舅、小舅赶一辆大车，从平原火车站把我们的家具行李全部运回，就这样，我们在五里庄安了家。
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借粮。一下子增了五张嘴吃饭，我和哥哥都是十几岁“半大小子，吃杀老子”的手，母亲不忍心把老姥爷家的口粮全吃光，于是，就派我们到各家去借，母亲制定了一个借粮方案，先借近亲，再借近邻，然后向外围扩展，能借的都去借。
每次到小姥爷家借，他总是笑着对我说，缸子里有自己去装吧(其实小姥爷家缸子里的粮食并不多)，到别处借就不完全是这样了，有的把我们当成“黑五类”根本不借粮给我们，有的还没借先问什么时候还，有的借给也是先把升接过去，在粮缸里用手轻轻的洒，升洒满了，分量却很轻。
一次，母亲让我到村东头一户去借，就没借来，一家人正为无米之炊而为难时，小姥爷送来一大升面，他让母亲先做饭，说孩子们吃不上饭怎能去上学。小姥爷是看到我从他门前过知道没借来，才帮我们的。
还面的时候，母亲也学的斤斤计较起来，谁家借来升里面粉虚，就虚还，谁家实，就实还。还小姥爷面粉时，我用力往升里摁，结结实实摁了一大升给小姥爷送去，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心。当时小姥爷不在屋，我把面放在他外间的锅台上。过了一会，小姥爷回来了，又把那升面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对母亲讲先把借外人的还了，自家的不着急还，临走还摸了一下我的头。至今我也不知道，小姥爷是否看出了我在升里藏的小秘密？
第二件事卖车。父亲工资被扣，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开始把家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一件件卖掉，以解决全家人吃饭问题，我们家的自行车是我最心爱的宝物，我从还没有车子高时就开始登着它(套腿)各处去，把它视为最好伙伴，母亲卖掉了一批衣服，卖掉了一个大手提箱，我都不心疼，唯有卖车舍不得。
这天平原大集，小姥爷去卖豆子，母亲让我跟着去卖车子，小姥爷送我到车子市场，并交待:要价60元，给50元就卖，少了50元等他回来再说。临走，他在车把上插一根草，还让我把车身擦干净。
不一会，有人给45元要买，我说不卖，当时真怕出来个给50元的把我的爱车推走。于是，我就悄悄将车把上的草拿掉，车子也不去擦。
小姥爷卖完豆子回来后，他一面擦车，一面推介车子的优越性，到了快收集也没卖到50元，最后以42元成交。少卖了3元钱，让我后悔了大半辈子，因为那时3元钱对我们家太重要了。
第三件事杀羊还债。当时我和哥哥上学，弟弟妹妹还小，家里一点经济来源没有，老姥爷给我们买来一头小猪和一只小羊，让喂大了卖些钱。我把小猪小羊作为宠物来养，给它们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小熊(猪)和小白(羊)，(因为农村叫猪“唠唠”音”姥姥”，叫羊“咩咩”音”妈妈”，这些我都不喜欢)。每天放学回来我都带它们去地里一边放养，一边打些草、菜回来。
一次，在小五里村南，一位护青的看到猪羊跑到地里，拿着棍子来追赶，我一看事不好，叫着小熊小白拔腿就跑，他追了半天见我跑到哪儿猪羊就跟到哪儿，他喊住了我，说不打你的猪羊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熊和小白也偎依在我跟前，惊慌的望着这位不速之客。护青的不解的看着它们讽趣的说，你这是养的猪羊呢还是两条狗。
狗没养过，我家猪羊就是这么养的。天冷时，小熊在院里冻的只哆嗦，我就等老姥爷屋里息灯后，偷偷把小熊叫进屋睡在灶膛里(老姥爷是不准猪进屋的)，小熊也很懂事，每次进屋一点声都不出。
小熊长大了，母亲让小姥爷和秋子舅把小熊给卖了。这天，母亲蒸了一锅大饼子，还做了粥，让小熊痛痛快快吃了个饱，不仅仅是为了送行，更主要是增加猪的重量。小姥爷和秋子舅带着绳子推着扳车来抓猪时，怎么也抓不到，我们家没有猪圈，养的猪和羊一样，用根绳子拴在猪脖子上，它见到外人一下子争断绳子逃的远远的了。
母亲说，等兆新回来吧，这猪只听他的。中午我放学回家，一招呼“小熊”它就跑回来了，不用捆，也不用栓，小姥爷在前，我在后，小熊一步不离的跟着我，来到生猪收购站。小姥爷跟站里的人说了点什么，然后让我叫小熊躺下，我蒙眼他摁脖子，然后收购站的人拿绳子把小熊四条腿捆住了，几个人抬着过了秤，然后关进一个铁栏里，小姥爷拉着我回家，小熊见我要离开，用力拱着铁栏，我含着泪一步一回头的问小姥爷，小熊要被弄到哪里去？小姥爷说，放心吧，到了公家比在咱这吃得好。
小白就没有小熊幸运了。临近春节，父亲那一点信音没有，写信不回，打电话没人接，家里借了那么多债，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母亲决定，把小白杀了，用羊肉回馈大家的帮助。这天我放学回来，一眼就看到小白变成了一张羊皮被钉在墙上，老姥爷炖了一大锅羊肝杂碎肉，虽然为小白难过，但很快被香喷喷的羊肉和大家庭聚餐的氛围所代替。一个院三家10口人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吃了一吨大餐。
母亲把所有借过粮米的人家或多或少都送去了一块肉，以表达对人家的谢意。
母亲选了一块最好的肉让我给三里庄她姥姥家送去。这之前，母亲曾让我去三里庄找舅姥姥借粮，一进村看到了当老师的山子舅，他见我拿着小面袋，没指给我舅姥姥的家，而是带我去了他家。他接过面袋，和山妗子俩人进了里屋，不一会提了满满一布袋面粉出来，让我带回去。
我虽借过不少人家的粮，一次给这么多的还是第一次。出了山子舅家门，我背着面粉一溜烟似的往家跑。三里庄至五里庄中间隔一条铁路，我也顾不得绕远过地洞子了，直过铁路，此时一列火车正从我眼前驶过，火车的速度本来是很快的，但此时我仍觉得它太慢，火车刚过，带着余风，我一个箭步冲上铁路，一口气跑回家来，还没进院门就大声喊起来:“咱们有粮食了！咱们有饭吃了！”
这次去三里庄，我直奔山子舅家，山子舅见我送肉来了，立刻带我去了舅姥姥家，进门就说:兆新给您送肉来了，舅姥姥高兴的不得了，说:你妈日子那么紧还想着我！临走，老人家拿出一大堆年糕让我带回。
春节过后很长时间，父亲终于回来了。这期间父亲一直在献县学习班，白天强迫劳动，晚上写检查交代问题，并接受批斗。开始让父亲交代和关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父亲说不出，又让父亲检举揭发关锋的历史问题，父亲也说不出，就说父亲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是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直至中央专案组公布关锋案件调查结果，称关锋不存在历史问题为止，父亲的问题才算过关。
父亲把扣发的工资全部带回来，一一还清了我们外欠的债务。
搬迁至匡李村
这期间，小舅在当村搞了个对象，两人谈的火热，就等房结婚了。父亲了解这一情况后，表示马上腾房。
可去哪儿呢？回海兴吧，县城还在建，根本就没有家属房，再回盐山吧，父亲已调离，再回去没有任何理由，父亲只好去了匡李村，找到两间闲置的东偏房，并带一辆马车把我们全家人从五里庄接到匡李村。
在匡李庄期间，我已读中学，星期假日完全可以到生产队干活争工分了，我们家虽是缺粮户，但有父亲的工资作补充，生活也没有大的坎了。
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
一是父亲帮助村里打了一眼深机井，引进了一台柴油机和一台磨面机，带出了两个小徒弟。从此，村里人吃面再也不用拉碾子推磨了。周围村里也都来磨面粉，本村还增加了收入。地里的庄稼全部都能浇上水，父亲每年还帮助购进一批化肥，使农作物连年丰收，工值由原来的不足两角钱增长到三角多，不久村里还通上了电。全村人在感激父亲的同时，对我们全家也高看一眼。
二是村里高文化的人少，谁家收到家书读个信、回个信，或是写个文书、算个帐，包括给孩子辅导作业等类的事情都来找我，我也乐意帮忙。每到一家，人们都会拿出红枣、花生或薯片来招待我，开始是老爷爷老奶奶写信来找我，后来大姑娘小媳妇写信也来求我，我不仅成了大家伙儿眼中的“小秀才”，还成了嫂子姐姐们写情书的“小专家”。逢年过节，我还常被热心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叫去吃顿饭，自我感觉还是挺有一点成就感的。
三是学校周末或假期，我都回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田间学习队长让我读报，晚间场里干活，队长让我给大伙讲故事。有一年的麦收，我和社员们一样，白天到地里抢收抢种，夜晚在场里打轧脱粒。一天夜间突然下起了雨，只听一声铃响，社员们抱着草席、雨布，有的抱着被褥纷纷跑来，把场里打轧中的粮食盖好。分配时，人们把最好的小麦选出来交公粮，然后再分个人口粮，为了记述这感人事迹，我以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为题，撰写了《也谈谁是最可爱的人----参加匡李大队三夏抢收见闻》，该文不仅在全校暑假作文交流大会上受到好评，还在县广播站广播。这是我第一篇在公众媒体上发表的作品。
家乡的生活条件好了，在外地投亲靠友的人陆续回到家乡，这期间，出门多年的三大爷带着养女也从贵州回到匡李，我们家住的两间偏东房就是三大爷家的。爷爷让三大爷先住六大爷家，让养女住在大大娘家，容我们家慢慢想办法腾房。
此时，海兴文革的混乱局面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作用下，已得到部分控制，各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县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父亲找到革委会主任鲍万象反映困难，鲍主任是位军人(人武部政委)，人也正直，他说，将你全家迁返回乡是错误的，但县里目前还没房安排家属，不如给你批点指标，自己买点檩条回家盖几间房先住着(那时买檩条是需要指标的)，等海兴有了家属房再回来。
父亲将这个意见和大队党支书李学忠说了，李支书当场表示，大队划一块地皮给你盖房用。爷爷也说，咱自家有秫秸，有些砖，还有几棵树，盖几间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父亲将三间房的檩条拉回后，爷爷每天起早去捡砖头，村里热心人们你添块砖我加片瓦，为我们谋划着新房的建设和布局。(未完，下一章<厄运又至>)
九、拨乱反正
父亲拿着我的信，直接找到鲍万象政委，鲍政委了解情况后也震怒了，他立刻打电话给造反派头头:木材是我批准盖房用的，不是修什么反动工事，我以“三支两军”全权代表的身份告诉你们，这种抢劫抄家的行为，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行为，解放军支左，决不支持你们这样的“左派”，必须将抄家物品全部退还！
在鲍政委的全力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将抄来的东西原物退还。此时，父亲放弃了再在匡李村盖房的打算，要求将全家迁回。
1971年10月，鲍万象政委以县委书记身份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认为，造反派在既没政策规定，又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擅自迁返干部家属是错误的，为解决干部家属生活困难，县委常委会决定，将我们全家由匡李村迁回海兴。鉴于县城没有家属院这一实际，决定先住国营明泊洼农场，待县城有了家属院后再迁回。子女在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不受影响。
1971年11月，父亲带一部解放汽车，把我们全家从平原县匡李村迁来海兴县国营明泊洼农场。我和哥哥都成了农场职工。不久，六四一厂来招工，哥哥又荣幸的成为大港油田一名石油工人。第二年部队征兵，我积极报名，体检面视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政审时，在我新建立的档案材料中，又出现了“父亲黑帮”，“外祖父二鬼子”等字样，问题反映给鲍政委，鲍政委指示政审组，新兵入伍，凡不是定性的家庭问题，一律不带入部队，要重在个人表现。
这些疑点从档案去除后，我光荣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72年12月，我从人武部集中正式进入部队时，父亲带我见了鲍政委一面，当时他正在自己门前捡煤渣，一位高高大大，白白胖胖，面容慈祥的军人，父亲半开玩笑的说，“快给你鲍伯伯打敬礼，别看捡煤渣，他可是全县最高首长，党、政、军都是一把手”。父亲高兴的向鲍政委介绍我被批准入伍的情况。
鲍政委听着父亲的介绍，微笑着对我说: 部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是革命大熔炉，一定要好好干，为你父亲、也为咱家乡人民争光。
我到部队后，经过三个月新兵训练，被破格选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成为一名接触核心机密的译电员。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将强加在父亲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父亲轻装上阵，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期间，弟弟妹妹按照党的政策也都安排了工作。
1986年父亲因身体原因，被批准离休。
十、永远的父亲
1998年6月20日父亲因病去世。县委组织部、县老干部局参加父亲治丧委员会并起草悼词，悼词中说:父亲是革命的红小鬼，是海兴的建县元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光荣的一生。
为了悼念父亲，我曾写过一首长诗，记述父亲坎坷一生，下面就用诗的最后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出葬的那一天，
人们送您去殡仪馆，
晴朗的天空突然降雨点，
上苍都在为您换泣脸;
作为党史办主任的我，
用心灵记下了这瞬间:
您的功德与日月长存，
您的恩惠永伴我们身边！
李兆新2016.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