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郑庆云姥爷的战友情
父亲到平禹大队后，任务仍是通信员，负责首长的警卫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郑庆云的部队卫生员。郑庆云，原名郑连财，平原县郑庄人，既将军的二哥。他长父亲4岁，着一身得体的土布军装显得格外精神。那时每次战斗结束，首长都派父亲协助卫生员抢救伤员，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
父亲从郑庆云那学会了清理伤口，换药和包扎。成了郑卫生员一名得力的助手。郑庆云则像对待小弟弟一样照顾着父亲。行军途中，父亲脚上磨出泡，郑卫生员为父亲贴胶布，并告诉父亲，长途行军要穿合脚的鞋，不穿紧身内裤。脚上的泡，不能撕而用针头轻轻扎破。还有，行军再累也要坚持洗完脚再睡觉。天冷时每人一床小棉被冻得睡不着，郑卫生员就和父亲俩人钻一个被窝互相取暖。郑卫生员还告诉父亲，炮弹来了要赶快趴下，双手不要捂耳朵，只微微张开嘴就行。
那时，正是我军战略大反攻的重要阶段，大小战斗一个接一个。行军打仗拔据点，是他们的家常便饭。1945年初夏的一天，部队突然接到攻打德平县城的命令。他们一路急行军，赶到德平后，我八路军大部队已包围了德平城。我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德平县城。
战斗结束后，父亲到他曾遇险的村南，再次寻找同他在这里分手的战友匡殿海。这时的大洼到处长满了青沙帐，父亲到处寻找，也没找到有关匡殿海的一件遗物，一点痕迹。全国解放后，父亲专门找到区政府，为匡殿海出具牺牲证明。使其被定为革命烈士，使烈士的父母得到政府优扶。
收复德平后，紧接着我军发起夏季攻势。一鼓作气，解放了陵县城，随后在齐河县境内先后攻克了日伪多个据点，全歼了一个叫聂宜增汉奸头子的300余人马。
那时打仗多，我们的伤员也多，所需的药品就多，上级拨不下来，就得自己想办法。一次郑庆云和父亲到日伪把守的平原城里联系了一批药品。药品悄悄运出城后，需找一个安全的转运点，好等部队去接货。暂存哪儿呢？存郑庆云家的郑庄吧，目标太大怕引起敌人怀疑，放到父亲家的匡李村吧，路途太远，既不安全，也不利于部队接应。郑庆云只好决定，把这批军用药品暂存距平原城5里地的大五里庄他大姑家。
五里庄郑庆云大姑父杜学思，是一位开明士绅，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响应号召多次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在村里威望很高。天黑后，父亲随郑庆云把这批贵重药品运到五里庄。姑姑、姑父见到当八路军的侄儿非常热情，便招呼女儿和孙女来帮忙，把药品一件件运到地窖里，然后做好伪装。两位老人还留郑庆云和父亲吃了饭。
这是一个看似不太完整的家庭，却成了我八路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每次郑庆云和父亲运药进物品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点进行的。杜学思的孙女杜金玲，比父亲小1岁，当时还在读书，人长的漂亮，思想也很进步，唱歌、演节目、搞宣传样样在行，是个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学生。后来郑庆云把她介绍给父亲，于是杜金玲便成了我的母亲。五里庄便成了我的姥姥家。
从此，郑庆云与父亲除战友关系外，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后来我们一直称他郑姥爷。郑姥爷与父亲因而也结下了终生友情。
文革时期，二人都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斗。那时父亲一个人在海兴，一有时间就去庆云县看郑姥爷，当时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老子杀鬼子除老蒋，什么生死场面没经过，难到还死在这几个嘴上没毛的造反派手里！”，互相勉励，共度难关。
后来我们全家搬来海兴后，郑姥爷常来海兴。母亲对我说，1975年你嫂子产后高血压，郑姥爷听到信，骑自行车冒雨就来了，他给开了药方，还教我调理饮食，才保母女平安。那时我还在部队，未能与郑姥爷谋面。1978年我从部队回来，到五里庄省亲，此时郑姥爷离休又被返聘到前曹医院当院长，我专程去拜访他，他向我详细介绍他与父亲的战斗经历。
我曾问母亲: 当年你和父亲是怎样谈的恋爱？母亲说，你郑姥爷给做的介绍人。那时你父亲特别能讲打鬼子的事，人小故事多。我们学校正开展抗日爱国教育，人们崇拜英雄，你郑姥爷一介绍，奶奶爷爷都没意见，自己也就同意了。
母亲告诉我，那时郑姥爷和你父亲不仅把药品藏到我们家，还藏过伤员，一次还把牺牲的烈士运过来。
那是1945年的10月，母亲在家里只听得平原城里在打枪打炮，村里人说那是八路军在攻城。当时日本鬼子刚投降，二鬼子(汉奸)还很猖獗，八路军打的就是这些人。枪炮声停下后，母亲正担心父亲和郑姥爷的安危，就见父亲带几个战士用担架抬一个人来了。开始母亲还认为是重伤员，到跟前才知道是位牺牲了的烈士。父亲说，死者是他们一位首长，南方人，先埋在这里，等以后通知到家人后再来移。
老姥爷用一张炕席把烈士裹起来，埋到村南一个河岸上。母亲说，那次比她大两岁的小姑不敢去，她却跟着老姥爷和父亲他们把烈士送到墓地并帮着葬埋。
母亲还告诉我，那时你父亲办识字班，经常给战士们上课，他认字不少，发音却不准，是我给他讲声母音韵，教他读拼音。所以说，那时我还是他的“先生”呢。
五、关于母亲
母亲的爷爷杜学思(我称老姥爷)，奶奶杜郑氏(我称老姥娘)，膝下有一子两女，儿子杜希尧(母亲的父亲)，1915年生，是个识文断字的人，17岁便成了家，媳妇是三里庄王氏之女。就在他们结婚第二年(1933年)，当时母亲还没出生，外祖父就失踪了。老姥爷各处打探，丝毫没有音信。儿子被绑架了？家里一直未遭勒索呀。参加了国民党或共产党？以后总该有个信吧。老姥爷和老姥娘悲伤至极。
在我母亲6岁那年，外婆改嫁了，嫁到东北哈尔滨，母亲一直留在爷爷奶奶身边。
外祖父失踪后，老姥爷膝下无子，老姥娘找郑庄娘家兄弟商量，要过继老弟郑玉美家的四子郑连生(也就是将军您)为子，将来好继承家业。只可惜当时不足3岁的您，在五里庄待了不长时间就又回到了郑庄。当时人们说您不懂事，这么优越的家庭不待，非要回来受穷。但现在看来，您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如果那时留下了，今天就不一定安家在上海了。
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变故，老姥爷无意间膝下连添三丁。
老姥爷的大女儿出嫁到小岳庄，上有公婆，下育有两子，是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土改时，公公参加了农会，斗地主分田地，因而受到地主还乡团(既高帽队，当地也称小组子队)的疯狂报复。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小组子队突然窜到他们家，把一家人全部杀害。万幸的是，遇难时母亲把熟睡中的小儿子(张学迁，我小舅)藏在粮缸里，大儿子(张学和，我大舅)当时在五里庄住姥姥家，两个孩子才幸免与难。
第二天，老姥爷得到消息后，赶一辆大车，带一口棺材急忙赶到小岳庄，安葬了全部遇害人员后，把两个外孙接回家中。从那时起，两个舅就再也没有离开五里庄。
老姥爷的小女儿出嫁到侯庄，有一子(乳名小武爱子)，在平原县公安局工作，前些年还来海兴看过我母亲。
我老姥爷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其中三哥因做年糕在平原城里卖，赚了钱。又买了地，自种黍子和小枣，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忙时还顾了工。原夫人只生一女，为传后，又娶了二房，生得一子，取名杜希贵(我称小姥爷)。土改时定为地主，被“扫地出门”病死他乡。二房太携子回了娘家。再婚时对方嫌弃是地主之后，不肯收养这个孩子。为难时，老姥爷骑一头大黑驴把孩子接回五里庄自己扶养。
此时，老姥爷因捐助抗战，支持革命，被定为中农。他不管地主之后，贫农之孤，包括孙女，共收养了四个不是亲生的骨肉。
四清运动时，重新划成份，老姥爷因有当革命干部的妻侄和孙女女婿，被定为下中农，成为革命阶级。但前题条件是要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侄儿杜希贵，苦苦哀求四叔四婶:我是地主之子，但已长大成人，完全有能力自食其力，你们就和我划清界限吧。只有你们成了贫下中农革命阶级，我才有更好的依靠。就这样，侄儿另立炉灶单过，但仍住一个院内。春节时大队部派人贴标语春联，老姥爷门口贴得是“革命家庭无尚光荣”，小姥爷门口贴得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我进五里庄第一眼看到的场景
全国解放后，父亲联系上了在德州公安处工作的二哥，此时二哥已结婚(夫人禹城县人)，并生有一女，二人商定，带上未过门的母亲，两个小家庭一起回家探亲。老奶奶见两个孙子突然冒出来，还领回两个漂亮的孙媳妇，老人家又惊又喜，乐得几天都合不拢嘴。
1952年，父亲的六哥结婚，扬眉吐气的老奶奶要把婚礼办的热热闹闹，也让父亲回来完婚，以增加喜庆。经征得组织同意，父亲和母亲决定回老家举办婚礼，这天老姥爷和老姥娘赶一辆大车，第一次进东乡匡李村，参加孙女的婚礼。两位奶奶见面后，各自述说起孙子、孙女没有父母的辛酸，知心话儿说不完，是两个相似命运的经历，把父亲和母亲紧紧连在了一起。
婚后，母亲随迁到父亲所在的东光县连镇居住，稳定后又将老奶奶接来，并治好了老奶奶的白内障。父亲说，我从小是钻奶奶的被窝，含奶奶的乳头长大的，奶奶是我最亲的人。老奶奶说，看来当年不让你出来当八路是我错了，不把小鬼子赶走，没有新中国，哪有咱今天的好日子。
婚后第二年，母亲生了我哥哥，母亲说，婚前同学们跟她开玩笑:你嫁个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土八路，不后怕吗？母亲风趣的说，俺不怕打鬼子，不怕嫁八路，就是怕见长虫(长虫指蛇，母亲从小怕蛇)，自从有了哥哥，母亲说今后连蛇也不怕了，因为哥哥就属蛇。
1958年，父亲由东光调盐山，家庭安置好后，就接老姥娘来盐山，老姥娘高兴的了不得，逢人就说，看了大半辈子火车，还是去孙女家第一次坐，夜里听了大半辈子火车叫，到了孙女那听不到火车叫还真睡不了觉。
三年困难时期，老姥爷、老姥娘在家乡因“瓜菜代”造成营养不良，母亲在自家生活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轮流将两位老人接来盐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1976年，80多岁的老姥娘去世，母亲赶五里庄奔丧，丧事办完后，把老姥爷接来海兴安度晚年。接近90岁高龄的老姥爷去世后，是母亲把一切丧葬费用全部承担下来，以表达对二位老人的孝敬之心。
1977年，我们家在县城分得三室一厨一个独院新居室一套，母亲让父亲回老家把爷爷(父亲的伯父)接来安度晚年。因为父亲总说，我从七岁跟伯父出门要饭，狗来了伯父挡，要到好饭先让我吃。如今日子好了，一定要让爷爷来海兴享享清福。爷爷爱听戏，父亲专门买来一台电视机，那个年代电视在海兴还属新鲜物。
住房宽敞了，大舅、小舅也常来，尤其当老师的大舅，每年学校放假准来海兴。
六、和关锋的一段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渤海区多数地区成为解放区。部队的任务，也由打鬼子转移到生产和文化建设上来，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全军开展了学文化运动。此时，父亲文化小教员的身份派上了用场。他不仅给战士讲，还给干部讲，不仅在小规模范围讲，还在大规模范围讲，不仅在本部队讲，还被邀请到外部队去讲。成了讲课小能人。这时地方的全民教育也被提起重视，渤海区成立了教育科。经组织推荐，父亲被选调到渤海区教育科，成了一名专职的教育工作者。当时渤海区教育科的科长是关锋。
父亲说，那时的教学很不正规，学生组织起来了，但教师解决不了，学校只能是大一点的学生教小一点的学生，文化高一点的教文化低一点的，课本也奇缺，一个学校只能发一本作样本，年龄稍大的学生自抄课本，没有学习用品，教师就把学生集合起来围成圈，地做黑板，手指当粉笔，因陋就简。当时大多数学校师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教”与“学”的。父亲说，当时他常陪关锋到各地了解情况，检查指导教育工作。
在搞学校教育的同时，教育科还抓了社会教育，通过采取冬学、民校、识字班等形式，动员男女青壮年参加民校学习，一面接受政策教育，一面学习文化。小学教师也是成人教育的组织者，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结合。学生还每天分组在各路口设立识字小黑板，结合中心工作不断变换内容，对来往行人进行文化政策教育。既扫了盲，又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渤海区被整建制撤销，教育科也随之撤销，父亲被调东光县委宣传部工作(此时东光县属山东省德州专暑辖)，关锋则在渤海区撤销前就已离开教育科。
建国初期，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度，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连镇历史上就是一个商贾云集大镇，工商业规模及业主数量比东光县城还要大还要多，县委抽调政策水平高的干部进驻连镇，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父亲以“公方代表”的身份，被派驻到连镇最大的私营企业---连镇百货公司参与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营管理。按照党的政策，逐步使公司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改造过程是个比较慢长的过程，我和哥哥就是这期间出生在连镇的(1953年12月和1955年8月)。连镇百货公司改造经验成为全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1956年初，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父亲带着连镇经验，又被派往找王区参与这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期间，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为定息，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和使用，资本家除享受定息外，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妹妹就是在找王区出生的(1957年8月)。
1958年开展大跃进，为建設社会主义農村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天津专署调几十台拖拉机到盐山县(此时东光盐山属天津专署辖)，开垦盐山以东大片荒地，以保証人民生活進一步提高和工农联盟進一步巩固。专署向全区选招懂机务的干部到盐山，父亲因会开摩托(当时称电驴子)修摩托而被选调到盐山担任机耕队长，几十台机车，歇人不歇马，日夜奋战。父亲既是管理者，又是教练，还负责维修，被称为一专多能的实干家。小弟就是在盐山生人(1960年9月)。
1965年海兴建县，沧州专署调父亲和王新华作为第一批建县干部来筹建海兴县，从县城选址到规划建设，他们日日夜夜工作在第一线，父亲几个月都不能回家一次，善于讲故事能变戏法(魔术)的父亲对我们说，他要变一座新城出来，然后把我们全家都接到新城去住。我们兴高采烈正盼望能到新城来时，一场浩劫开始了，我们不仅没能搬进新城，连盐山老城也待不下去了，全家被迁返回了原籍。
这一切的起因，还是从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和关锋的一段经历有关。关锋，全国解放前夕从渤海区教育科调离后。先后到山东分局宣传部、政治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任职。1966年进入党中央领导层，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8月又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被打倒。正是因为他的被打倒，父亲受其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定为黑帮受到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