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支队的突围
第二天上午，王恒如到司令部来见我说：“酒兴，你们怎么办呢？范司令叫你查办姜鸿元，没叫你打死他呀，你们应当赶快走。”（吃饭时徐茂里拉我出去对我说的话被他们听见了）我就把奉范司令之命去曹县帮助徐建立三十五支队的事向他说了。王恒如对我说：“那么你们就赶快走，我派彭怀宣（彭清臣的胞弟）送你们到彭楼（接近菏泽县）你彭老师（彭清臣，哪城县人，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曹州一带最大的地方势力派）那里去，叫他送过你们去，越快越好！”但当时我们却没走。因为青云同志总认为青年团是我们已收编好的部队，党集结武装力量不容易，必须带着他们走。张王芳同志则认为，当天青年团的队伍集合不起来，必须等到明天。我当时也没从军事形势上说明厉害，没有坚持非迅速离开哪城不可。这样，部队的行动就在鄄城停顿下来了。
午后两点，王恒如又来了。对我说：“王金祥带了好几个支队打你们来了，你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县大队的中队长们，听说王金样带着“硬盖子”袁寿山的二十一支队等两个土匪收编的团来打哪城，都非常愤慨。有几个中队长表示愿听我的指挥，随十三支队离开淮县。但当时我还没有建立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的思想，考虑带走他们，若是人枪损失了，我无法向地方交代，遂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同时也错过了冲出敌人的包围，保全部队的最后时机。
下午三、四点钟，王恒如又来司令部说：“王金祥率领几个支队已经过了河，你们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也无办法了。”由于我们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姜鸿元和濮县地方势力关系进行了分化，王恒如这次对我们始终保持了中立。直到黄昏前敌人已近，南偕池、巩王忠等同志去县政府，乔志询要予扣留时，王仍坚决反对并派人送他们回部队。这时淮县大队的几个中队长来见我，说他们已接到了命令，叫他们进攻十三支队，叫我最好赶快撤出城去。接着城内到处响起了枪声。少先队住的地方在我卫队营控制的地区之外，因而被敌包围了。当时也想去解救，但因我手里只控制一个营，与敌人相比力量悬殊，再则我派队反击必然伤人，那就会破坏县大队和我们的暖昧关系，造成十三支队的－日更加被动。少先队都是小学生，估计县大队俘虏了去，也会因濮县人关系不予伤害。因此，我们决定不派人反击。这样枪响的虽很厉害，但都是向空中放枪，表示濮县人不打濮县人。这时我们仍没有马上撤退。因为白天目标显著，怕被敌人阻击遭受损失。再则四门均是县大队把守，阻止了我们出城的通路。按原计划我入城后，参谋长李荟宾即率队占领北门，以便必要时掩护我们向张店庄撤退。但我进城后，再没与参谋长联系，李麻痹大意，被县大队骗去了北门的门岗。这样，我们只有坚持到黄昏再说。为了表示我们的力量，我也命卫队营向空中鸣枪，并用机枪在街内扫了几个来回。城内枪声随着沉寂。
黄昏来临，我还准备等秘书主任刘子昌等归队再走，但形势紧迫，卫队营的同志不允许我再等，就架着我同王副司令出了司令部，从东北城角跳出城墙，向张店庄退去。约有一个小时就到达张店庄。同时李参谋长也带部队撤到张店庄附近村庄。
这时我们一面命部队吃饭休息，一面命各团营的领导干部集中到司令部开会。我们分析了当前部队的处境。认为突围南下的时机已错过了，与王金祥硬拚，他带来了几个支队，我们是拚不过他们的。我当时的意见也认为部队建立不久，缺乏战斗经验，坚持抵抗只有牺牲和被俘，莫如利用部队成员多是睽、范一带的人，容易分散隐蔽的条件，分别施行突围和疏散，以保存有生力量。最后经过我和青云同志商量，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别隐蔽和突围，形势好转后再集中。
以上决定宣布后，当晚即按计划行动。王羹尧的第二团，派地下党员郭文斋同志（曾任西北军张维玺的卫队营长，有军事经验），带领他们从淮、范边境渡过黄河，经范、观县境和冀鲁边境去冠县投奔张维翰同志的第十支队；巩工忠的卫队营，拖向范县边境活动，声言脱离十三支队；一团、四团多是淮县本地人，就地疏散，各找关系隐蔽。剩下司令部的一些单位人员，凡不能在本地隐蔽者，集中起来一块随我去清丰找直南特委。青云同志不愿随司令部的同志行动，要和齐河带来的十几个干部去南宫一二九师，然后带八路军来接我们。我认为青云同志是外省人，在地方无社会关系，对当地不熟悉，在王金祥的层层封锁下，单独行动很危险。叫他还是随我一起行动，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说服了他两次，但经齐河来的干部一鼓动，青云同志又动摇了，坚决要单独走，我也再无办法说服了。这时已经半夜了，我派人送青云同志过了黄河，嘱咐他天明前一定要出濮县境，青云同志带领齐河来的十几个同志和我们分别了。
青云同志走后，郭文斋率领二团，巩巫忠率领卫队营都离开了张店庄。一团和四团的同志也都各自找关系隐蔽。最后只剩下我和张工芳、南偕池等十八个同志。我们换上了便衣，由张王芳同志的一个排长李世文引路离开了张店庄。当时大家都有点情绪，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泄气，不受损失就算好，以后集合部队再重干。
为了绕过王金祥的封锁线，我们一行十八人化装成农民，在李世文引路下，夜晚穿过田垅沟壕，坎坷不平的走着，夭不明就进入村庄，住在农民的闲屋内隐避，黑天再继续摸索着走。张王芳同志家是睽县黄河东岸的地主，利用旧社会关系，隐蔽了两天。我们住过的两个村庄，都是我们刚离开，敌人就搜查去了。李世文同志是张家的佃农，他对蹼县黄河东岸的地形特别熟悉，而且也非常机警，在他的引导下，几次机智地绕过敌人的岗哨。我扮成一个中医先生，李世文扮成请医生的农民，我骑着毛驴，李世文牵着驴通过岗哨，哨兵问我们：“干什么的？站住！”李世文回答：“家里有病人，请先生的。”我在毛驴上装着气喘、咳嗽，说：“做医生不由己，什么时候请，什么时候就得去看病。”哨兵说：“我们正奉命捉拿十三支队冀镇国。他打死了县长姜鸿元，给我们除了一大害，我们见了十三支队的人也不管。”我回答：“你们捉拿吧，我去治我的病。”
通过鄄城各地的封锁线走了两夜，黎明前到达鄄城黄河渡口大辛庄。这里住着个李贯一，他是个青帮头子，在黄河两岸有不少门徒。我和他是老朋友，决定找他帮我们渡过黄河。李世文说：“这一带黄河水浅，可以膛过去。”我说：“不要冒险，最好找个向导，李贯一和我有交情，是可以帮助我们渡河的。”我看见村内一户尚有灯光，就奔灯光走去。我敲门问：“李贯一二哥住那个门？'’应声来开门的恰巧正是李贯一。他看见我大吃一惊，说：“啊，兄弟可逃出来了，外面风声可紧了！”我告诉他庄外还有人等着，他说：“马上派你侄子去找”,说着就唤起家人做饭，并派他十六岁的儿子李心斋去找张玉芳、南偕池等十几个人，结果都未找见。当时李贯一告诉了我一些情况，说哪城周围住满了王金祥的军队，悬赏缉拿冀镇国和十三支队的领导人，我们前天住过的村庄都被王金祥的兵剿了。我和他研究，认为大辛庄不能存留，决定当晚渡过河去。当时我请李贯一派人送我到蹼县和范县边界的史楼就行。史楼是十三支队前任政治部主任史占歧同志的家。我们叫开了门，占歧同志的祖父史老先生（年近八十岁）抓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问：“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得不疏散隐蔽的情形后，老先生啼嘘了很久，说：“这里耳目太多，不能久留”。决定当天晚上派占歧同志的父亲送我到阎楼（在范县边境）占歧同志的姑母家去住。占歧同志的姑母是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太太，家中人口少，院落深，容易隐蔽。我在这里住了两天。占歧同志的父亲去膜县城里探听消息，回来说王金祥已经到了鄄城，濮县河东、河西都住满了王金祥的队伍，风声很紧，夜晚派人送我到观城城北秦庄秦子玉家。秦和我在三路军同过事，有交情，他的兰弟又是地方乡长，因此容易隐蔽。
在秦楼住了一天，我托秦子玉的三弟送我到清丰县边境下村我的老朋友冯冀生家，晚上又送我到清丰刘村刘午亭家住下。此外，淮阳柳下屯一带的刘尚修先生对我们脱险也有很大帮助。到此，我已完全脱离险地。因为这一带正是我原来要组织十三、十四支队的地区，地方武装力量和我都有关系，很保险。我正要派人去范县找张工芳、南偕池等同志和巩玉忠的卫队营，恰巧，张和南等也到达离刘村二里路的任庄。我们在哪城黄河渡口失散后，五、六天不通消息，生死不明，见了面悲喜交加。原来在我去李贯一村找向导时，他们发现黄河可以徒涉，就匆忙过了河，也是利用社会关系，历经无数艰辛才转移到任庄的。
这时直南特委住在清丰梁村，王从吾、刘晏春同志等正派地下交通员刘鸣九同志到处找寻十三支队的干部。我和张王芳、南偕池等见了从吾、晏春同志，汇报了哪城事变的经过。大家见了党，真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母亲一样，内心有说不出的酸楚。
从吾、晏春同志对我们慰勉有加，说：“干革命遭受挫折是难免的，人保存起来就好，我们还要成立新的十三支队。”这时卫队营也和我们联络上了。从吾、晏春同志立刻派刘鸣九同志去睽县将卫队营连夜拉到梁村。卫队营因战斗力量强，部队尚完整，遂整编为一个大队，支援黄河支队，后改为八路军漳南支队。接着党即派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两个连为骨干，以十三支队为基础成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支队，委我为司令员，常玉清同志为政治委员，张赤民（池明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南偕池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张芳（即王芳）同志为参谋长，李一非、沈东平、刘振国等同志均为二支队的主要干部。一个月后，我们即在覃健司令员的指挥下，从观城县西辛庄集（即草帽子辛庄，和清丰县交界）地排刘家进入没县的古云集、杨集、后陈等地活动，收容原十三支队的官兵。原十三支队疏散回家的干部战士纷纷归队，不久又渡过了黄河到鲁西南，很快即扩充为二千多人的一支抗日部队。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在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的指挥下，在鲁西南，终于帮助菏泽和曹县地下党建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即以前的三十五支队）和陇海支队，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开辟了鲁西南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秋，二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特务团，成为党的主力部队了。一九四O年冬，为了支援新四军，反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开往苏北编入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