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当敌人的包围将要合拢的时候，邱主任接到军区留守处打来的电话：命令我们向西边的马颊河地区撤退，同接应部队会合。说话之间，电话线被敌人切断了。霎时，敌人在苏村周围拥满了汽车和士兵，敌人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路口和退路。整个苏村被围得象铁桶似的水泄不通。
敌人完成包围圈后，集中所有的兵力和轻重武器，向我们的所有阵地进行了更猛烈的轰击，震耳欲聋的大小炮弹，象黑乌鸦一般倾泄在我们阵地上，一百多挺轻重机枪和几百支步枪，在我们头顶身旁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一时，天昏地暗，硝烟弥漫，令人窒息。
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轰击之后，敌人的步兵从东、南、北兰个方向向我苏村发起了总攻击。一场特别激烈特别悲壮的战斗开始了。
我特三营营部和九、十两连的部队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从指挥员到战士个个英勇不屈，人人视死如归。
整个战斗由守寨不利，守街；守街不利，上房，上房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白刃格斗！战友们那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英雄品质，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高贵气节，真正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
当战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敌人又调来五辆坦克，向东面九连阵地驶来。一群鬼子壮起贼胆跟在坦克后面狂吼乱叫，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决心为祖国捐躯的战士们，以排子枪和手榴弹竖起一道火墙，向蜂涌而来的敌人猛烈地射击。反坦克的勇士们用早准备好的集束手榴弹，对付那几个铁王八。
九连二排长刘勇，身负重伤不能行走，便将几颗手榴弹掖在腰间，然后爬到阵地前沿的通道口上，横卧在那里，用手抓住几根导火索，待敌人先头一辆坦克来到身边时，他猛力一拉，闷雷般一声巨响，我们的英雄排长刘勇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那辆坦克也不能动弹了。它挡住了后面坦克的通道和射击视线，跟在坦克后面的几群鬼子立刻暴露在我们火网之内，被我们打得血肉横飞。
营长钟铭新同志是个红军老战士，他奋不顾身指挥反击敌人的坦克，被坦克发出的炮弹打伤腹部。他忍痛焚烧完随身所带的机密文件，便昏晕过去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将拖在地上的肠子塞进腹内，用棉衣角堵住伤口，拖着沉重的身体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拣起一颗手榴弹，艰难地站在工事上，准备向敌人投去。突然他右胸又中一弹，他立刻倒在阵地上，咬紧牙关滚向工事外面。几个敌人围上来，这时他高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拉响了手榴弹，轰的一声和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当我正在南面组织十连反击二次进村的敌人时，营部通讯员小赵跑来报告说：“邱教导员牺牲了！”教导员邱良左同志也是老红军战士，大家听说他牺牲了，都很悲痛，更加顽强地与敌人拚杀。
在这次战斗中，十连代连长高云汉，拿着上午缴获的歪把子机关枪，在房顶上向敌人射击，被敌人发现后，集中火力向他打来。他也不幸牺牲了。
指导员严海元同志在此关头，毅然爬上房顶，端起那挺机关枪向冲进胡同的一群鬼子射击。他只顾消灭敌人，自己身体完全暴露，一串子弹射来，伤了他的下肢，他从房顶上跌落在巷内，摔伤多处，但仍没有放下怀中机枪，他反转身子将剩余的子弹射向冲进胡同的鬼子。直到自己流尽最后一滴血，仍死抱着那挺机关枪。
营部通讯员小王，年龄最小，聪明活泼，人称“调皮司令”。当他手中只剩下一颗手榴弹时，他在死人堆里跳来跳去，专砸受伤而未立即死去的敌人。口里还喊着：“这是最后的搞赏，谁叫你欺负中国！”可惜一颗流弹打中了他，这个十四岁的娃娃战士，临死手里还抓着满是敌人脑浆和鲜血的那颗手榴弹。
下午一点来钟，营部通讯班长张贵生，满脸鲜血和灰尘，气吁吁地跑来说：“报告副教导员，敌人从北面攻进了村。邱主任被炸断了一条腿，不肯下火线，他抱住一个鬼子一同滚进冰窟窿牺牲了。剩下九位同志撤到北面两座院子进行抵抗，我们怎么办？”我回答说：“各自为战，多打死鬼子！坚持到天黑突围！”通讯班长回身走到半道，被封锁街道的鬼子打倒了。
鬼子将我们分割包围，各处失去联系。我们被压缩到西南一角，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分散在街道、胡同、院子、房顶同敌人打麻雀战。战士们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利用柴草垛和烟囱作掩护，打击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砖头砸。这样持续好久，敌人死伤惨重，我营伤亡也很大。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我们营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只剩下二十多人，仍在苏村西南顽强抵抗，敌人开始向我们施放毒气，呛得大家咳嗽不止，眼泪鼻涕不停地流着，象大石板压在胸前，中毒重的同志昏了过去。为了防止中毒，我们用湿毛巾包着肥皂沫、大蒜渣捂在嘴上，继续打击敌人。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九连文书郑锡伍，十连班长张友和，营部通讯员赵小虎和我四个人中毒较轻。我们转移到苏村最西边的一座小院。我们进房以后，很快挖通了临街的一个枪眼，从枪眼里看见，街北面一个死胡同有一堆鬼子正坐着烤火。我想这可是消灭鬼子的好机会。我咬着牙，屏住呼吸，瞄准一个鬼子的后背和另一个鬼子的前胸，连放儿枪，鬼子傲嗽乱叫，慌忙乱跑。张班长说：“副教导员，鬼子进院了。”我回头看时，几个鬼子正向我们屋门口投炸弹，弹片穿过房门炸伤了我的头部。我用手拔出一块指头大的梭形弹片，血流满身。我忍着疼痛爬起来，将冲进院子的三个鬼子撂倒两个，那一个吓跑了。后来鬼子爬上房顶，将大量的炸弹和毒气弹投向门口和窗外，炸弹炸破了门窗，毒气涌进室内。为了防毒，我们每人喝了半碗醋。室内毒气越来越浓，屋子里黑得看不见人，呛得我们泪流不止，象磨盘压在胸膛，憋得喘不过气，坚持战斗了一阵即被熏倒。我们四．人就这样落入敌手。
当我们清醒过来时，已被反绑着胳膊，躺在院子里。敌人用种种威逼打骂的手段，妄图使我们屈服，供出杨司令员的去向。我们一言不发，向鬼子怒目而视。一个鬼子拔出战刀就向郑锡伍的头部砍去，郑当即晕倒在地。鬼子无计可施，便在黄昏时刻将我们处死。在处决我们的路上，我见敌人用刺刀捅杀我们的战友，心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红军战士，就是死也要浪费敌人几颗子弹。想到这里，又见跟在我后面的那个鬼子跑到前面看杀人的去了，我乘机扭头就跑，刚跑出几十米远，被鬼子发现，劈哩啪啦向我射击，一粒子弹穿透了我的左肩，我踉跄着继续跑，另一粒子弹穿过我的右背，贯通肺部，我一头跌倒在地。我挣扎着一翻身，瞧见一个鬼子朝我跑来，用刺刀对准我的头，只听“啪”的一声，我当即昏迷过去。
当我苏醒时，才知日寇那一枪打在我的左脖颈上。这时天已漆黑，刺骨的北风将我的血衣冻得样硬。我艰难地坐起来，跪着再站起来，走了几步，实在走不动，只好躺在路旁呻吟。
鬼子在不远的村里亮着耀眼的车灯和手电筒。听着他们吱吱吹哨音和轰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估计鬼子要走。此时我手中无有枪弹，心中万分焦急。鬼子要走那条路？汽车是不是会从我身上轧过去？我既然死里逃生，就不能让鬼子再抓住，更不能被它白白轧死，我还要为死难烈士报仇??想到这里，我鼓起精神站起来，挣扎着向安寨走去。走了半天，才走了二里多地。来到村头，几个老乡发现了我，他们急忙解开我胳膊上的绳子，扶我进村，给我烤火、喂水，并找来朱砂给我镇痛，给我包扎，并把我藏在地窖里。第二天清早醒来时发现我已被抬到一个庙门口，许多老乡跪在地上烧香磕头，为我们祈祷。然后他们将我送到南进支队休养所，经赵医生抢救脱险。对于冀鲁豫的抗日军民这种鱼水深情，我永记不忘。
苏村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我冀鲁豫军区教导第三旅特务第三营的一百二十三名英雄壮烈牺牲。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们的血并没有白流，战友们用自己血肉筑起了铜墙铁壁，阻击了十倍于自己，自夸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的陆空军联合进攻，歼灭日寇四百余名，击伤者无计其数，再次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掩护了边区首脑机关和当地军民的安全转移，保卫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苏村阻击战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苏村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一百二十三名指战员，已经辞世长眠四十年了，每当我们忆起牺牲的战友，就无比怀念，挥泪长叹。但是革命总会有牺牲，死难烈士的功劳与夭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他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壮举赫赫，永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