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县抗日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震动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股反动势力合为一股浊流，对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施展了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以惠迪德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封建地主头子刘玉坷等人，表面上奉迎县长吕世隆，表示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中却死抓住政权、军权、财权不放，对革命力量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对我党派到各地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设置障碍，故意刁难。吕县长批准给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经费，他们借口财政困难，长期不发。有时，闹得我区上的农会干部连饭都吃不上。他们控制的反动武装，不断威吓群众，就在吕县长举行抗日力量大检阅的时候，他们暗中指使歹徒在城四关鸣枪，惊扰检阅。这帮家伙暗中制造了很多谣言，诬蔑吕世隆同志，栽赃各群众组织，挑拨离间统一战线中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到一九三八年秋，颇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了。
这个时期，党内有些同志迷信所谓合法，片面地讲团结，讲良心抗战。因此，在许多方面，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内不敢独立地开展工作。当时，县参议会的大权，掌握在封建地主头子刘玉坷手中，县以下六个区长中，只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在抓抗日武装方面，县、区两级武装力量本已发展到一千多人，可是领导权大都落在国民党和民团头子手中。后来，党内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吕世隆同志曾任命共产党员曹彬为一连的连长，宋英为政治指导员。但是，由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我党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连的权仍操纵在原连长土匪头子刘仁唐手里。当时各区都有几十个人的武装，叫区队。因怕刺激国民党，我党被派到区队工作的同志，不敢称指导员，改叫政治教练和军事教练。由于军权不在我党手里，我党在农村的政策，如减租减息等，在大多数农村，只停留于口头宣传，而不能实际贯彻执行。总之，由于党内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内不敢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势力得寸进尺，愈来愈猖狂！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攻陷聊城，范筑先将军光荣殉国。从此，鲁西北的抗日战争局面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折！
聊城失陷的消息传到莘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认为对我党开刀的时机已到，立即动起来。聊城沦陷的第二天，“吕县长要携款逃跑”的谣言传遍全城。他们妄图以此卑鄙的手段逼走吕县长，并在吕县长出走的时候扑之或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名正言顺的口实来掩盖谋杀吕县长的罪恶。但是，吕世隆同志刚毅不屈，临危不惧，并且揭露了某些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那些家伙一见诡计不成，便撕去了伪装，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十七日早晨，匪首刘仁唐，利用早已收买好的几个排长，把一连连长曹彬和指导员宋英两同志扣押，他重新攫取了一连的指挥权。午饭后，县长吕世隆把参议会会长刘玉坷召去义正词严警告他，不许破坏县政府的抗日工作，严正宣告了他的儿子刘仁唐非法抢夺军权的罪行，戳穿了他们造谣中伤，制造混乱的无耻行径。但是，这一切为时太晚了。就在吕县长怒斥刘玉坷的时候，掌握武装的刘仁唐、马金壁、张继超等勾结国民党县党部的孙光远，已经秘密发动了兵变，正调集打手，包围吕县长的住处。老奸巨滑的刘玉坷，为了拖延时间，在吕县长面前唯唯诺诺，对某些事情佯装不知，有时又为他们一伙的罪恶进行狡辩。直到农会会长王惠卿同志来向吕县长报告军队哗变的消息时，刘玉坷才借口“制止儿子无理取闹”,“劝军队回营房”，溜之大吉了。转瞬间，一伙持枪匪徒在刘仁唐带领下闯到吕县长面前。吕世隆同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搞兵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准备开门揖盗的罪行。但是，禽兽不可理谕，吕县长的话没讲完，匪徒们便开了枪，吕世隆同志含恨倒在血泊中！
吕世隆同志牺牲后，莘县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代表人物洋洋自得，弹冠相庆。经过我党艰苦工作蓬勃开展的抗日群众运动，骤然夭折。但是，共产党员吕世隆同志的鲜血没有白流，莘县党组织从这次事变中清楚地认识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坚持我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权力，特别是武装的领导权。（作者：杨立功 贾音峰 王惠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