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县我们的故乡。我们就在这块士地上，度过了多灾多难的童年，接受党的雨露阳光，加入了革命队伍，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炮火之中！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每想起抗战时期在莘县这块土地上度过的日日夜夜，我们总是心潮激荡，禁不住要想起一些往事.....
抗日烽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越过芦沟桥，把战火扩展向华北大平原。抗日战争开始了！
抗日战争之初，莘县一片混乱。国民党县长王嘉献闻风丧胆，仓皇逃窜，大路上，国民党逃兵比比皆是，土匪蜂起，“司令”如毛，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人民群众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中流抵柱，屹立于民族战争的惊涛骇浪之中！一九三七年，共产党鲁西北特委成立，并向各县派出干部，开展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南撤的命令，决心抗战。从此，在鲁西北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十月，范筑先专员委任地下共产党员吕世隆为芋县县长。吕世隆到达萃县后，和张丙元、冯子华、王惠卿等同志，组成了中共华县县委。当时，我党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抗日群众组织。各界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动委会）、抗日农民互助会（农会）、抗日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性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我党对各群众组织都配备了党员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这些群众组织，即是我党团结、联系工农群众、进步知识分子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发现、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和干部。
各群众组织，以农会最为壮大、活跃。一九三八年春短短儿个月内，县有农会的总部，区有农会的分部，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农会的基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战自溃、弃地而逃十分气愤，对我党的团结抗日政策诚心拥护。在发展农会的过程中，我党还特别注意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一九三八年春县政府搞放贩，凡有农会的村庄，由农会确定贩济对象，首先照顾那些生活真正困难的贫雇农，优先照顾农会会员。还有一项工作，对农民震动颇大。千百年来，有理无钱的穷人从来没打赢过官司，农会成立后，农民打官司时，农会便向县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主持公道，使得穷人也能扬眉吐气，打赢官司。处理好一个案子，影响一大片，团结一大批。农会通过解决实际间题，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农民看到农会真的能为穷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感受到了参加农会的实际利益，一时间，在农村形成了人人相信农会，办事依靠农会，个个争入农会的风气。
农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救亡室和识字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开展宣传活动的形式很多。那时集市上有不少传统的“庙会”，会上在大空场里搭台子唱戏。开戏之前，农会干部上台讲演“团结抗日”、“爱国一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大道理。这样的讲演对群众震动很大，很有效力。有时，农会干部一下台，就被人们围起来，有要求参加农会、自卫队的，有邀请农会干部到自己村去讲演的，还有的开明士绅，当场表示愿意捐粮捐款，支持抗日。搞宣传的另一常用形式就是街头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主要是《放下你的鞭子》、《老乡，明天孩子怎么过》等短小精悍的小戏，宣传效果很好。当时，写抗日标语和教唱抗日歌曲也搞得挺活跃。大多数村庄墙上都有石灰、锅底烟灰描的抗日标语。大部分人都会唱抗日歌曲，青抗先、儿童团、姊妹团、自卫队，在开会之前，总要先拉拉歌。总之，在日本鬼子尚未占据的鲁西北这块地方，抗日气氛搞得很浓。
群众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我地下党组织，选择有能力、有才干、革命觉悟较高的工农知识分子，分批吸收入党。这些党员都和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经过一段工作实践的锻炼，很快就成长为能独力完成任务的骨干力量，有些人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这一阶段，党组织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党员队伍迅速壮大。
一九三八年秋，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活跃。在此基础上，萃县党组织对抗日群众力量进行大检阅。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在萃县城东北角大广场里，用桌子螺了个高台。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并肩站在高台上，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分列两侧。吕世隆代表县政府、王惠卿代表各界群众讲了话。检阅开始后，姑娘们扛着红缨枪，青壮年农民组成的队伍，有的手执寒光闪闪的大刀片，有的扛着明晃晃的大铡刀，还有扛白蜡杆子的，扛铁锨撅头的，扛三齿钩钉耙的，一队接一队，高呼着口号，唱着歌曲，从高台前走过，那情景威武雄壮，令人振奋！（作者：杨立功 贾音峰 王惠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