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脚根站稳后，开始向敌人主动进攻了。县委决定，除掉号称“东霸天”的伪区长王殿明这个认贼作父、作恶多端、死心塌地当汉奸的卖国贼。
王殿明的伪区部安在聊城城东离城只有七八里路的军王屯村。村四周修了两丈多高，一丈多厚的围子墙，自天晚上都有红枪会员站岗放哨。在大围子里面又修了个小围子，里面住着一个伪军中队。王殿明的伪区公所和直接归他指挥的四十多人的伪区队，住在小围子里面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内，戒备森严。根据这种情况，强攻是不好办的，必须打掏心战。
我和敌工部长张宗谦、武工队长韩学水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派张宗谦、韩学水、戴伯明、杨金玉和四区队的两个战士，组成六人尖刀班，每人佩带两支短枪，趁深夜悄悄地到军王屯村西，在一片高粱地和谷地之间隐藏起来。
等到第二天太阳冒红的时候，围子门开了，从里面首先出来的是在寨门上站岗的红枪会员。接着又有一伙子拿红缨枪的人向谷地方向走来。我们的同志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韩学水队长环视了一下大家的情绪，轻声命令道：“不要怕，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大会儿工夫，那些扛红缨枪的人来到谷地头上，没有停脚步，就顺着大路走了。原来这是王殿明每天晚上调来为他站岗的红枪会员，天亮后回家的。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黑色长衫的人，骑着一头小黑毛驴，出了围子门，径直朝西面走来。来到谷地和高粱地头上，骑驴人用眼向四下环视了一下。韩学水知道这是自己人，便故意把高粱秸摇晃了几下。这时，骑驴人把手里的鞭子摇了三摇，向小黑驴屁股上狠抽了一鞭，小黑驴撅起尾巴顺着大路向聊城方向跑去。张宗谦他们看到信号后高兴极了。这个信号是告诉我们，王殿明在围子里面，可以去打。原来，伪政权在组织他们的区中队时，我们抓住机会，选派了两名优秀共产党员打了进去，并很快获得了王殿明的信任，一个当上了他的通讯员，一个当上了他的警卫员。骑驴人正是给他当通讯员的张景山同志。前两天，接到敌工部的命令，按原定计划，送出了信号。
立即行动。韩学水、戴伯明等四人装着骂骂咧咧吵架的样子，没费多少口舌就棍进了围子里。张宗谦和杨金玉紧跟在后面，到了寨门口时，张宗谦一使眼色，杨金玉掏出短枪，对准了站岗的两个红枪会员低声喝道：“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快把枪扔到壕里，到西边小庙里去。（在军王屯西门外有一个小庙）外边枪响谁也不许动，谁动打死谁I”红枪会员吓呆了，乖乖地按老杨同志的话，到小庙里去了。杨金玉跟上去反锁了庙门。
张宗谦、杨金玉二人留在围子门口，紧紧守着这条出路，目送着韩学水、戴伯明等四同志向伪区公所冲去。在区公所门口，戴伯明闯进去了。韩学水等三同志却被两个站岗的伪军拦住了。时间不容耽误，韩学水伸手抓住一个伪军的枪，一个扫堂腿，把敌人踢倒，一枪托结果了他的狗命。与此同时，那两个战士猛不防用毛巾堵住了另一个伪军的嘴，夺过枪，五花大绑将他推到了背静处。韩学水命这两个战士留在门口，监视敌人行动，自己手提两把匣枪迅速闯进了伪区公所。
戴伯明冲进区公所的时候，一群伪军正在乱腾腾地吃早饭，谁也没有发现他。王殿明正在北屋里吃早饭，戴伯明认识他，举手一枪，没击中。王殿明把碗一扔，站起来想跑。戴伯明又打响了第二枪。这一枪打在王殿明的肩上，他往前一栽，随即顶起桌子往外跑。跑到门口，他从桌子底下窜出来，顺手抓起一个盛脏水的盆，顶在头上。韩学水一个箭步冲上去，对准王殿明的头部就是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
听见枪响，正在吃饭的伪军乱了营，早已埋伏在据点外面的县大队也开了枪。此时，伪军慌成一团，乱窜乱跑，各自保命去了。趁伪军混乱之际，韩学水、戴伯明等同志迅速撤出据点，隐没在青纱帐里。
从此，伪四区的红枪会垮台了。伪军有的开了小差，有的跑到城里去躲起来，再不敢在这一带胡作非为了。还有的在袁子路、张景山二同志带领下，带枪投降了县大队。这样一来，我们的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建立起来了。
我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很快组织了四、五十人的区队。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接连建立了几十个村政权。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到处张贴标语、撒传单，做伪军官兵家属的工作，争取进步人士，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建立抗日小学，宣传抗日必胜，日寇必败，造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接着，又连拔了几个据点，消灭了伪军残余。使这块曾是日伪军、反动会道门盘根错节的敌占区，成了我抗日军民的天下。
不久，我们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接着我们在北杨集、沙镇一带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区、乡、村抗日民主政府，我县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