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西北平原的中部，马颊河的西岸，坐落着我的家乡——侯寨子。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临清通往济南的咽喉，冀南行署清平县的南方屏障。抗战初期建立的侯寨子党支部，在上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利用游击战、地道战，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掩护了许多地下党的干部。侯寨子象一把犀利的尖刀，插进日军的心窝里，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抗日堡垒村。
建立党的组织
1938年秋，我八路军数次挺进鲁西北一带，一面打击日军，一面配合党组织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日益扩大。那时共产党员梁冠群（梁志超）同志，在我村当小学教员。他经常找我们年轻人讲马列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有时一讲就是半夜。我们听得精神振奋，禁不住地问：“八路军多会儿能到咱这里来呀？”梁冠群很有信心地说：“等着吧，他们一定会来的。”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日军的几十辆汽车从村东大道往南开，路过我们村时，跳下汽车就往村里冲。日军进村后又烧又杀，霎时村里浓烟弥漫，哭声一片，有18名群众被打死。日军走后，我和几个青年找到梁冠群，气冲冲地说：“等着，等着，再等，日本人把侯寨子的人都杀光了！”
梁冠群眉头紧皱，踱步吸烟。一会儿，他忽然问我们：不等，你们说咋办？”我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他让我们坐下，接着说：“蒋介石卖国投降，这救国的重担，只有共产党来挑了。我们要在侯寨子赶快建立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他的话，象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心。
1940年春末，中共清平县四区区委建立，梁冠群任区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联合救国会”。这时我村先后有6名同志入了党。1940年夏天，在冠群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正式建立了党支部，由傅勇仁同志任支部书记（傅勇仁同志调走后，由梁子华同志主持支部工作）。从此，侯寨子就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1940年秋，为了减轻群众的生活负担，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党支部首先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分户”（即按贫富不等纳税）斗争。
群众起来了，伪村长梁继广害怕了，被迫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分户斗争胜利后，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抗日热情急剧高涨。党支部趁热打铁，进一步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不资敌斗争。接着又派区委委员魏建华同志当了村账房先生，掌握了部分钱粮大权。1940年冬，党支部发动群众起来推翻了村长梁继广。这样，侯寨子的领导权就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到1942年2月我任党支部书记时，党员已发展到40余名，抗日的核心力量已相当强了。全村除去两名在外地当伪军的人外，就连一般地富也倾向抗日。所以，在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时，地委、县委和邻近几个县的领导同志，都曾先后到我村隐蔽和召开党的会议。
建立武装
1941年春节后的一天，区委委员魏建华把我叫去，递给我一个油墨印的文件。我接过去一看，是毛主席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当我看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到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时，就象在茫茫黑夜之中见到了阳光，心中豁然开朗。兴奋地说：“好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给咱指明了路，咱也搞武装，打游击战，干个痛快的！”
“搞武装不是简单事，咱得具体商量。”建华跟我们研究了搞武装的做法，决定先建立秘密武装组，任务是打击小股匪徒，带路送信，保卫我地下领导干部。
我把建立秘密武装组的事跟支部里的同志们一说，同志们可高兴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那时搞武装最困难的是武器，我党地下县委把活动经费拨给我们一部分，我们又将干部做买卖赚的钱买了几支枪，敌工站长梁子华同志又动员开明绅士献出几支；我们还用敌人逃跑时丢下的一个望远镜，跟临西国民党二十三团换了3支枪，又到莘县老根据地弄了些手榴弹和大地雷。总共凑了4支长枪，9支短枪，成立了一个13人的秘密武装组，由我任组长。
武装组一建立，就迅速开展活动，很快就端掉了附近一个村的伪军老窝，击毙敌人5名，缴获物资一宗。接着又搞掉了伪军税务所。我们还经常到周围村庄、交通要道等地方用石灰水刷标语，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战胜利成果。这样一来，敌人的嚣张气焰收敛了，伪军土匪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肆意横行了。
1943年春，日军为了拔掉侯寨子这个眼中钉，就派汉奸土匪沈凤舞占据了侯寨子。沈凤舞一到侯寨子，就派人抢修工事，加固围墙，关闭三个寨门，只留西门通行，天不黑就落锁，对行人严加盘查。他有东洋干老子作靠山，横征暴敛，鱼肉乡里，夜查户口日清乡，给我地下干部的安全带来很大危险。我秘密武装组一方面想办法以村长的名义每天派一个群众，和敌人同时在寨门上站岗，只要我们的人领着地下党的干部一来，他们老远就打招呼，这样就避免了敌人盘问。一方面向上级要求拔掉沈凤舞这个钉子。上级同意了我们的要求。5月13日夜，我军二十二团在我们武装组的配合下，袭击侯寨子，拔掉了沈凤舞这个钉子。
三天以后，顽匪齐子修的队伍又两次闯进侯寨子，抢走两万多斤粮食，100多头牛，抓走120余个乡亲。这使全村无不愤恨，纷纷要求建立本村武装。根据地群众的要求，经地下县、区委批准，我们于1943年6月把秘密武装组扩大成了侯寨子抗日联防队，由我任队长。二十二团拨给我们20支枪，又动员群众凑钱买了些子弹。当时我村处于敌区，公开武装斗争比较困难，县委就让县敌工站站长梁子华通过关系，取得敌伪四区区长同意，把联防队挂上“自卫队”的名字，以作公开掩护。
当时，已是生产大忙季节，联防队一边组织群众进行夏锄，一边站岗放哨。一天早晨，地方伪顽肖建九部李善修团200多人来侯寨子抢掠，我们联防队掩护群众隐藏在村外，又从四面八方呐喊着向敌人打枪。敌人不知虚实，吓得没敢抢掠就逃走了。这下子侯寨子出名了，日伪顽军都认为侯寨子出了八路。
根据这种情况，党支部认为，敌人既然发现了我们，就应公开地跟他们干。1943年9月，我们摘掉了伪自卫队的名字。从此，侯寨子抗日联防队公开了，侯寨子抗日村政府建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