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我受党的委派，到卫东县的影庄敌据点做组织伪军反正工作。我的主要反正工作对象是伪军的团副范一德。
范一德原名靳心厚，清河县人，曾在清河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作过，1941年脱离革命，后到北戴河日军疗养院当杂役。1944年春回到临清在日本中村部队当情报员。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走的这条路是罪恶的，有心返回故里，又怕得不到抗日政府的谅解，进退维谷。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捎信要与我见面（我在清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时，与范一德相识，关系尚好）。我征得清河县统联科的同意后，便与范一德见了面，听他谈了想法和打算，并向组织作了汇报。经清河县统联科研究，决定由我来做范一德的工作，尽可能再争取几个人过来。自此，我便化装成贩酒的小商贩，往返于临清－－清河之间，深入到临清敌占区做争取伪军人员的反正工作。
那时，范一德及眷属与中村部队的情报组同住在临清马市街路西的一个院落里。这个院子还住着中村部队的两个情报员魏汝徽、柴良，伪十六中队队长张歧山，中村部队的情报组组长山冈。我去范一德处时，经常碰到他。有一天我去找范一德，又遇到山冈。这次他一反常态，对我不是冷眼相视，而是态度比较和气，微笑着向我点头：“来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就进了张歧山的屋。我到范屋里，刚说了几句话，张歧山的老婆就推门走进来，妖声妖气地说：“呀，老范哪！今天你们组长高兴，叫我喊你去打几圈，他说让你小弟也去。”我想：这肯定是山冈对我产生了怀疑，为了借机试探我而摆的“鸿门宴”。为了消除山冈对我的怀疑，我决定去。我迅速地把每个口袋都检查了一遍，见没有任何值得敌人怀疑的东西了，就去了。
一进张歧山家的屋门。只见山冈坐在正面椅子上，和蔼地招呼我：“来，这里坐。”我刚坐下，他问“你会玩这个吗？”他指了指桌子上的牌。“不大会。”我随口答到。“哦！”山冈惊奇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在我面前转了两圈，突然说：“你，商人的不是！”“是商人，我多年来就贩酒。”我神色自然，态度从容地说。我非常镇静，因为我既没说差什么，他也没有发现什么。突然来这一套。岂不是诈？他一字一顿地说：“是商人？常做买卖的生意人，哪有不会打牌的？嗯！”他那狼般凶残的目光，始终盯着我的脸，观察着我的神色。“我是说打的不好。”我不慌不忙地回答，“怎敢在这里班门弄斧？如若不嫌，山冈太君高兴的话，我就奉陪几圈。”“你带着多少钱？”“不多，就这些。”我把身上带着的不多几张伪钞都掏出来，往桌上一放说：“小本买卖，赚不了几个钱。”“里面衣包呢？还有吗？”我想到他们可能是怀疑我身上带着什么，就索性把所有的衣扣都解开，抖动着里外衣服叫他们看说：“看，所有的口袋都是空的。”山冈的目光迅速地在我身上扫了一遍，皮笑肉不笑地干笑了几声。“我带的钱不够不要紧，我输了，让我范二哥听着。”打牌时我做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不慌不忙。对山冈的问话，也回答的很自然。山冈原本就不是为的打牌，他见在我身上也没找着什么破绽，也就提不起精神来，过了不大会儿，山冈就借口有事走了。我和范一德随即从张歧山家出来回到了范一德屋里。他长吁了一口气，“好家伙！你真能沉得住气。”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手，笑了笑说：“我真替你捏着一把汗，你要一暴露，咱俩都完了。”
时隔不久，影庄的土豪劣绅头子高登科组织的，由日本鬼子出钱出枪的“东临道反共自卫团”成立。这支反动部队在高登科的率领下，由一百多鬼子配合，于1944年秋末从临清出发，直扑我卫东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在王二大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我抗日群众有几十人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他们将抢来的粮食、棉花和耕牛用几十辆大车送给临清的鬼子。范一德经过争取，当上了伪自卫团的团副，在这里开展反正工作。后来又把同乡、原在县抗日农民救国会的相识田瑞卿推荐到伪自卫团担任三中队长。经过争取田瑞卿也成了抗日积极分子，为将来组织伪军反正增加了骨干力量。
那时，盘踞在影庄的敌人，计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三十余人，伪自卫团的三个中队，一个机枪班共三百余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控制一个中队的力量，如有必要可随时行动。我将这一情况向清河县统联科作了汇报，经他们介绍，我找到了卫东县县委书记刘殿臣，详细汇报了影庄敌人内部工作开展情况，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接受卫东县委的指示，继续在影庄开展反正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和争取工作，二中队长赵裕民、小队长孙延贞也决心弃暗投明，接受我们领导。机枪班长，是一个杀人犯，不便争取，便由范一德借他赌博打架一事撤了职，由自己人张一朋接任。
至此，我们已在影庄敌人内部发展关系十几人，掌握了二、三中队和机枪班，只剩下一中队无法着手。就在我们努力想办法反正一中队时，发生了一个突然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并迅速采取了行动。
由于范一德长期帮助根据地，向根据地送情报，营救被捕同志，终于引起了鬼子的怀疑。山冈要把范一德的团副职务先撤掉再进一步调查，取而代之的是情报组的柴良。我们商议后，认为情况非常严重，立即向卫东县委作了汇报。经县委研究，决定当晚立即行动，时间为当晚十二点出西南门，在塔头集合，口令是“明天”、“曙光”，以左臂扎白布为暗记。我回影庄组织伪军反正，县委集合县大队的五个区中队前去接应。用两个中队阻击敌人的追击，三个中队掩护反正人员安全转移，防止伪军中途生变。
傍晚时候我回到影庄立即组织所有的内部关系开会，将县委会议研究情况进行了通报，并让有眷属的一律都带着，然后开始行动。
三中队长散会后通知各小队晚十二点集合，说是出发去“讨伐”，有眷属的叫都带着。士兵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往日出发“讨伐”不叫带眷属，这次怎么叫带呢？有的说，看样子是有去路，没回路了。有的猜测要去投奔谁。他们都想着有去无回，便都想借机捞点东西，于是有的到小铺里赊几条烟，有的赊两瓶酒，都说明天回来给钱。眨眼功夫把小铺的烟酒一扫而空。我叫范一德派几个人到街上伪团部附近巡风观察动静，如发现问题火速回来报告。
柴良这一天也不平静，他老是疑惑地看着我。几次到一德处找我打牌，都被范挡了回去。晚上十点多，柴良到街上去逛。看见士兵在街上乱窜，便问：“到这时候了还不睡觉，干什么乱窜？”士兵莫明其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吗？不是今晚十二点出发去‘讨伐’，还叫带眷属。”柴良一听，一切都明白了，他转身就向鬼子的住处奔去，刚跨进鬼子住的胡同，即被我们巡风的人员看见，赶紧跑步回来向我报告，我听到这个情况，斩钉截铁地对范一德说：“马上派人分头通知二、三中队，机枪班，立即行动，直接奔西南门，往塔头集合。”通知的人报告二中队赵裕民和机枪班张一朋找不到。现在形势千钧一发，稍微犹豫和迟延就意味着失败。于是我们让孙延贞把他那个小队带出来，让范一德到团部以团副的名义直接带出机枪班。我们刚出西南门，鬼子就将影庄的所有寨门都封锁了，由于天黑不知虚实，鬼子摸不清我们外面有多少部队，没敢追击，只是在围墙门上朝西南方向疯狂射击。
到了塔头，刘殿臣同志等已在那里等候。由于行动时间提前，县大队的五个中队先到了两个，立即被派去阻击敌人。接着其余三个中队也都很快到达。反正人员集合在一起，经过查点，计人员一百二十余名。三中队、机枪班全部带出，二中队的孙延贞一个小队，都携带着全部武装，计机枪两挺，手枪六支，步枪一百二十余支，子弹万余发。后来，我们得知，二中队队长赵裕民、机枪班班长张一朋被鬼子逮捕，在我们出来后的第二天，被鬼子在影庄西南门外的小松树林里用刺刀挑死了。他们为革命，为抗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这次行动，给影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更使其军心惶惶，元气大伤，就象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恶狼一样，曾经猖獗一时的伪自卫团再也不那么嚣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