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抗日展风华
我是保定清苑县人，战前在北京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学习的内容包括周礼、易礼、礼记、甲骨文、钟鼎文、最新的文学史、周秦哲学等。我国有名的哲学家李达为我们讲过课，老实说，这些知识与后来的革命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但此间，在业余时间我却学了不少东西，如：辩证唯物主义。也读过一些进步书籍，那时我常看的刊物有七种。在学校的师生中，也有一些人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我与他们有一些接触。临清的孙仰周、李华是我的同学。
“七·七”事变后，我随同北京流亡学生南撤。我们在天津大沽口乘船先到了烟台，后又乘车经济南到了临清。时值秋后，抵临不几天遇黄河花园口决堤，到处一片汪洋。远道的教师没法返校，学校开不了课。这时十一中的校长张乾一就抓了我的差，让我代课，教初、高中国文，还有英语、历史、地理，共四门课，让我一个人顶四个人用，工作实在累。教学内容可以自己发挥，讲课比较自由，我还教唱抗日歌曲。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搞投降逃跑主义，日本人到济南，他逃跑了，临清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临清四专署以及十一中的校长等也都相继携款逃跑了。我们教了一段书，没给一个钱，连学生的公积金都拿跑了。说起来实在令人气愤，真是“忆往最恨国民党，大敌当前私欲狂，专员县长和校长，囊括民财自逃亡”。地方上大乱，城里呆不住了，我们就去了乡下。
1938年4月18日，由陈再道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了临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忙回城找共产党要求参加工作。回城后，我们看到的全是国民党，根本找不到共产党的牌子。正在这时，赵鹏来找我，告诉我说战委会找我，要我负责妇女工作。我问：“是不是共产党？”她说：“不知道。”我又问：“是不是抗战的？”她说：“是抗战的，战委会嘛，就是抗日的。”我说：“好，我干。”因为我在十一中当过教员，有号召力，没过几天就有七、八十学生到我这里来了。五月初，县妇救会成立了，就住在济美酱园家属院内。我是县妇救会主任，妇救会的负责人还有赵鹏、刘慧溪、黑若仙等。若仙是老妇运工作者了。妇救会的生活由商会会长李耀堂负责。规定是每人每天二斤馍馍、二两咸菜，那时李耀堂非常热心，我每天写张条子，报个人数，他都按数供应，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单从这点看李耀堂这个人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忆往难忘李耀堂，瓢思思报学张良，二斤馍馍二两菜，发出多少热和光。”
妇救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具体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以及开展拥军活动。当时临清的驻军很多，除了东进纵队外，后还有冀鲁边支队以及范筑先的十六支队等。那时我也经常对部队进行慰问，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好后就装入麻袋给部队送去。因此，我们与东纵的民运股长刘哲民联系较多，另与我党派驻四区做统战工作的民运股长丁哲民也有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后，军队对我们妇救会印象很好。在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个别发动以及办妇训班、文训班、恢复平民学校、教唱抗战歌曲等方法，大讲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妇女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很快妇女儿童就组织起来了。尤其是稍后，我们又组织了巡回演出剧团。该团不仅在城里演出，并经常到乡下演，工作搞的十分活跃，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赵鹏当时就负责剧团工作。那时的剧目多是自编自演，记得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和《如此征兵》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妇女觉醒程度是测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尺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妇女发动的确实比较充分，不仅一般城乡贫苦妇女拥护抗日，连一些大家闺秀也发动起来了。如：田淑贞（侠缓）她原是城郊唐窑大地主的女儿。其兄，田荩臣是国民党员，一高校长，但经过黑若仙同志做工作，田淑贞也参加了革命。另外，由于临清是重要的水运码头，当时，还有一些妓女，那时，我们对她们也做工作，从而使她们也同情支持革命。那时临清的革命形势很好，妇女和儿童经常上街贴标语，参加集会。记得当时为此我还写过一幅对联上联“群英荟萃呼吁抗日天地撼”，下联“妇孺揭竿声势震荡临清城”横批是“抗战救国”。
同年六月，我由刘建湖、韩海生介绍加入共产党。说起来也真有点可笑，原来我总以为既然已参加了革命工作，理应早是党员了。后经过县委书记郭少英和我谈话，才明白了此事。
1938年7月，妇救会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时黑若仙、刘慧溪也从聊城回来了，少英告诉我说，让我当书记，若仙是宣传委员，慧溪是组织委员。支部成立后，我们便发展党员，先发展了赵鹏、吕素贞。赵鹏刚交了表，就被派到南宫上党校。她说：“我刚入党，还什么都不懂”。她在南宫学了一个半月，带回来很多进步书籍和新抗日歌曲，那些全是冀中的文学艺术精华。这时，我们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成立了儿童团。当时我们没有一点经费，办公用具是每个人一个纸本，纸本是募捐的，连杂牌军那里我们都去募捐过，十六支队也捐过一些流通券。
妇救会工作一搞起来，国民党就来搞磨擦，开始不明显，后来，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谢炳如到妇救会来拉人，最早拉走的是他的老婆李淑英，外号李四疯子。
7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五同志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组”陪同美国海军武官伊万斯·福代新卡尔逊，经华北敌后到达临清，共停留了四天。在欢迎卡尔逊的时侯沈鸿烈也去了。他先是从曹县到聊城又到临清来的。他在聊城不得意，范筑先是国民党专员，但他那里有共产党在工作。中共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三七年就到了那里，对外是六区政治部的组织科长，上校级军官；对内是鲁西北党的负责人。当时在临清四专署与专员韩多峰搞统战工作的朱穆之、郭鲁等也是从六区派来的。七月二十一日，在进德会召开了欢迎卡尔逊大会，会上我讲了话，我说：“希望你（卡尔逊）把我们全国抗日的消息带到美国去”。赵鹏的妈妈是小脚妇女，也在欢迎会上讲了话，说“我们妇女都要拿起枪参加抗战。”紧接着儿童团为大会表演了宣传抗日的精彩节目。现在记起的是“举起小拳头呀，中国的儿童不做亡国奴呀，嗨呀，为的是救自己，大家起来干，赶走狗强盗”。“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临清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和妇救会运动给国际友人和陪同来访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段历史情况，卡氏在其所著《中国的双星》一书和欧阳山尊所写的日记 （载《光岳春秋》）中均有记载。
九月下旬，范筑先在赴南宫参加了冀鲁豫边区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后，在返聊途中再次在临清停留。此间在张霖之等同志的亲自筹划下，临清各界群众又一次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欢迎大会。此次会议，沈鸿烈也在场。会上我们响亮地提出了“四（驻临四专署）、六（驻聊六专署）、八（即八路军）联合起来”的口号。对此沈鸿烈很狼狈，但他为了标榜抗日，并妄图拉拢我们，还给了妇救会二百块钱，我们毫不客气就收下了。但谢炳如知道后却大为不满地说：“沈主席给的钱你们就要？”我们说：“为什么不要？”把他顶了回去。不久沈鸿烈派人给我送了封信，意思是叫我不要当县妇救会主任了，说我是个人才，应该到专署和省里去工作，不然，就把我埋没了。我知道他们不安好心，没有理会他们，可他们整天纠缠我，做我的工作，还为此请过我的客，但我一直没答应。
记得后来又一次在进德会开大会，沈鸿烈让我代表妇女再次在会上讲话，他希望在会上我能说他一些好话，可我偏不。我在会上主要讲了妇女组织问题，讲到在巴黎公社期间，最早冲向巴士底狱的就是妇女。指出抗日不能没有妇女，并提出希望政府对妇女工作要给予支持和照顾。沈听后说：“你欢迎的话讲得太少了”，我则用“事先准备不足”“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一类话去搪塞他。这之后不久，沈就离开临清。
沈离去后，战委会与动委会的斗争更加激烈。国民党四区动委会主任张雪山，按照沈鸿烈的既定方针，继续拉拢我们。一次张雪山对我说：“你不愿到专署搞妇救会工作就算了，那就当女中学校的校长吧”。并让我抓紧搞个计划，起初，我用拖延的办法，后见他们催得紧，我就让人从旧的办学章程中抄了几条，就这样又敷衍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