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解放四O年还有一次，那叫临馆堂边区。四O年的二、三月份牛连文带着一支部队，还有个政治部主任张坦，带着大概不到一个团过来了，就在杨坟开的八个大乡的乡长大会。开完大会就宣布成立馆陶三区，叫抗日人民政府。区长选的是杨坟的乡长王继蒙，咱们的党员。没当三天，咱们的部队一看站不住脚就撤退了，他也跟着跑了，最后他也叫人家给杀了。这是四O年那一次，时间很短，大概一个礼拜多点，这个政府就不存在了。那也是解放馆陶三区。
馆陶三区国民党、共产党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自孙楼、倪庄开完会以后，为了解放卫东，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我和作康同志首先争取八个大乡。在没解放以前，八个大乡的伪政权有七个我们基本上都掌握了。八个大乡是哪几个呢？汪枣科乡、万庄乡、艾寨乡、彭店乡、姚坡乡、塔头乡、影庄乡、还有一个杨二庄乡。这八个大乡我们是怎样做的工作呢？譬如杨二庄乡，乡长是我们的党员，叫张文清（张奇峰），汪金禄的姐夫，这样的乡就没问题。汪枣科这样的大乡就不行了，国民党掌握着，乡长汪宗耀（汪纪武）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怎么办呢？我们派了一个跟他有亲戚关系的党员去，叫于汝征（于正臣），出身地主，是申街的。他和汪宗耀是亲戚，就派他去当文书。这样就可以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姚坡乡的乡长是张有耕，国民党，我们派去黄庆元，姚坡乡的支部书记，叫他去张有耕那儿当文书，当先生，和张拜把兄弟，这样也可以做些工作。姚坡乡也基本上为我们掌握。杨二庄乡比较难做，但最后也掌握了，也有我们的党员进去了。就是彭店乡我们进不去，乡长潘希臣是个地主，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人。还有一个塔头乡，乡长叫国廷兰，与伪区长王汝盼是把兄弟，叫三番子，青红帮，这个人比较厉害，也是封建头子，跟《沙家浜》的胡传逵一样，王汝盼就象胡传逵那类人物。三区的伪区长，我和他是老亲，叫他三爷嘛，就沾这么一点边，我才进去。这个人很粗，不识字，开店，会做饭。赵塔头天齐庙驻着我们一个小队。小队长王家祥，是我们的党员，杨二庄的。这个人胆子很小，当时我想叫他做点工作，结果也没做。赵塔头我们党的力量比较强。马塔头我们党的力量也比较强。国塔头青红帮的力量比较强。刘塔头国民党的力量强。赵塔头就是赵仲升的父亲赵超臣，还有个赵汝勤的父亲叫赵秀轩。这两个老头都不错。我就想法用他两个代替国廷兰。怎么办呢？那时侯派我带着一帮子人到那里去催粮、催款。我是区委书记，可以到支部布置工作。一方面我向国廷兰催粮催款，一方面我又向支部布置抗粮抗款。上边催的紧，下边抗的硬，一个月收不到粮款国廷兰就急了。我就跟他讲了，限你三天，你要拿不出东西来王区长就来了，虽然你们两个是好朋友，那也不行，日本人压他压得厉害。有一次我又跟王汝盼讲，人家说了，王区长不去人家不拿粮也不拿钱，你亲自去才给。他说我去。我又跟国廷兰说：“交不了粮交不了钱，王区长非把你带走不可。”他说：“他妈的什么朋友！”我说：“朋友？没钱不是朋友！”最后他拍桌子，说：“他来了我跟他干！”我说：“你跟他干，不行。”我就这样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狗咬狗。还有一个王文元同志，他在下边，我在上边，他是秘密的，我是公开的，搞抗粮抗款，分化瓦解敌人。当时王文元有点害怕，说人家见了面……？我说你管他这个，见了面再说。其实，我也真怕他俩见面，露了馅就麻烦了。于是，我就动员了几个党员，制造舆论，给国廷兰施加精神压力。我还亲自对国廷兰说：“这家伙坏了，王汝盼要来了。这时侯他眼里只有日本，恐怕顾不得朋友不朋友了。我看咱不能见他，咱们得走。”王汝盼一到，就先给他送信儿，国廷兰就带着几个人跑到李尔寨去了。李尔寨是堂邑是冠县呢，一出县界他没办法了。国廷兰一跑，就行了。我对王汝盼说：“你看，你这一来，你的好朋友他不支持你，他跑了。你看这怎么办？”王汝盼气急败坏地说：“跑了，不行！还得抓他！追他! ”“他已经跑到外县去了。”也没追。我说：“这样吧，重新组织乡政府。”他也同意。我就把赵秀轩、赵超臣找了来，叫他俩出来维持，一个当乡长，一个当先生。他当乡长你得给他点面子呀，马上弄了几口袋粮食，钱也弄了点，应付应付。王汝盼一看这两个人行。这样，咱们就把政权夺过来了。
这样，这八个大乡基本上都被我们掌握了，这是四三年的一、二月。旧历二十三，万庄解放了。这就有基础了，有根据地了。这就是开辟卫东。馆陶三区是第一个开辟的，那是我们的根据地，那时叫小延安，要粮有粮，要钱有钱。河西的那些灾民，那些干部都是饿出来的。因为广宗那一带没有饭吃了，那是灾荒年，打不开局面了，瘫痪了，他们都跑到我们那个地方。解方带着一个武委会主任叫胡子林，还有张子福、刘春山，还有在我们那个游击队的小指导员魏峰等。因为这地方有饭吃，有枪支，有武装，有大片根据地，三区整个地都被我们占领了。日本鬼子好长时间不敢进这个地方，这个局面就是这么打开的。
在解放卫东之前，我们还建立了情报站。一个是赵仲升，共产党员，一个是姜之瑞（临清的），安排他俩在东方村旅馆当先生。
三区解放以后，我的身份就暴露了，再去馆陶县就危险了。不行，殿臣说你还得去馆陶，情报不及时送，弄不好咱们出去叫人家消灭了。于是，我就到了东方村旅馆，向他俩布置工作。我们刚坐下没多久，特务来了，叫牛光斗，是我隔级同学，叛徒，他说：“汪先生来了。”
“啊，来了。”
“李雪堂李秘书长要找你谈谈。”
李雪堂是伪军王来贤的秘书长，还有个叫宋绍洲的，也在王来贤那儿。那都是抓共产党的。
我说：“一会儿就去。我今天来有点事儿，很快。今天住下，晚上咱们去拜访李秘书长。”
他说：“那-定去啊？！”
其实他也知道我不去。他一个人抓不住我，没办法，就回去报告去了。
他一走，我就跟赵仲升说：“不行了，我得走哇。”这时侯，太阳也快落了。我骑上车子就出东门走了。
从东方村到东门大概也就是走十分钟。站岗的是伪军，比较熟。站岗的说：“汪先生，怎么还走哇？”我说：“出去-下，有点事儿，过会还回来。”刚出去城门没多久，他们就把东方村围住了。找赵仲升，赵仲升说：“他来我不知道，听说他走了。”他们就赶快向东门追。牛光斗站在城门楼上老远的看着我喊：“姓汪的，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抄你的家！”从那以后，我的家也搬了。殿臣这时候就叫我去组织武工队。
三区游击队的前身就是武工队，相其镇的队长，我的政委。
组织卫东县武工队，是四三年的四月份，麦收以前。当时我的名字改为汪楚了，我们驻哪里呢？驻潘庄、李兴寨。根据地就是影庄、潘庄、李兴寨、李官寨这一带。后来我们就向东发展，一直开辟到贾牌、白崮、周店那些地方。这时候就快麦收了。馆陶二区有大量的麦子。地下党要求我们赶快去，二区也要求我去。我那时还兼着二区的区委书记。县委决定，派我带着两个人去，一个是殿臣的哥哥刘汉臣——游击队长，一个是刘公太——公安助理。我们三个人一支枪也没有，赤手空拳到了二区，那时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实行三三制联合政权。区长叫程关云，从河西来的，是个统战人物，过去当过三区的伪区长。抗联主任叫王少白，不是党员，后来才入党，也是从河西来的。到了那里，我们组织武装，开始弄了三支土造破枪。后来发展比较快，发展到五十多人，打了几次仗，打得比较好。第一仗就在我们那个村头上，汪枣科村西头打的。万庄不是有个据点吗？敌人又二次进万庄。他们抢粮食往馆陶运。那不能叫他们运了走。怎么办？那时游击队没有几支枪，就是手榴弹、大刀、长矛。事先我们弄准了情报，运粮队由一个排押着。于是我们先埋伏在公路的两边。敌人头里的开路班过去我们没有管它，中间的押粮班一过来，我们枪一放，手榴弹一甩，烟幕弹似的，敌人就慌了，拔腿就跑，我们就喊追呀，交枪不杀。这一仗打胜了，缴了十来支枪。仗打起来的时侯，推车的都向公路两边推，往根据地推，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其中有不少党员。初战告捷。那一年我们收了很多麦子，游击队不断壮大起来，一直活动到离馆陶三里路的小王庄那一带。那时我们的口号是敌进我进，你白天扫荡，我晚上干你去。连栾学勤的家我们就住过三天。栾学勤知道不？栾学勤的兄弟，栾学游知道不（王瑞征：“伪大队长，临清的”）我们就跟栾学勤打招呼：“我们是游击队，四十个人住在你家，住三天，你得管饭。走漏消息不行，出了事找你，我们完你也得完，咱们一块完！”我们就住了三天，日寇扫荡完了我们也走了，游击队就这么干。二区打游击，那是打得比较好的，所以缴的粮食最多，军区都吃二区的粮食，卫东小报多次表扬，说我们是征粮模范。
那时候卫东真正的根据地就在馆陶二、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