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叫汪文元，后来化名汪楚。我离开本地区是四六年，那时讲带头参军嘛。当兵之前，我是三区的区委书记。二区、三区我都当过书记。
据我了解，临馆堂边区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临馆堂，后来叫临南，以后又叫卫东。临馆堂包括临清的一、二、三区，馆陶的二、三区，堂邑的五、六区，也就是柳林一带。
我一开始就在馆陶的三区，三区当时有一些老同志，刘作康是第一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刘作康、汪金涛，还有杨坟的玉继蒙、王坚、王元（王新川）、田广阶，几个都死了。田广阶是在部队死的，团级以上的干部，还有个赵广富、高柳成。高柳成与刘作康是同时期的党员。县委组织部长叫于长海。因为那时强调工农分子，他是木匠，耍手艺的，赵塔头人。这个老头很不错。我们三区的组织委员叫陈道成，也是木匠，是三八六旅发展的党员，杨二庄的；还有个常乐玄，大概也死了，他给我当过通讯员。现在活着的汪金禄，还算比较老的党员，他了解情况不少，因为他那儿是个点，刘殿臣、刘良臣都在那儿住。后来因为环镜恶劣，点就转到我那里去了，我家都是正骨的，他们说看病，就住在我那里不走了。我父亲叫汪一静又名汪慎斋，是四0年刘良臣发展的党员。这是三区的情况。
二区的区委书记叫汪元彬，四0年投敌了，到王来贤那里去了。他投敌以后，组织就派我由三区到二区任书记。
那是四0年的元旦，临南县委书记赵汝勤派我到拐曲去见牛连文和那时的馆陶县委书记梁裕民，还有-个王华亭，就是现在的鲁大东。因为石友三封锁卫河，伪军姜焕臣部在那里安有钉子，尖冢这个摆渡不好过。我的姨姨是安建勋的妗子，我就通过串亲戚的关系到申街。在申街和四区区委书记肖永茂（肖军）、区长安建勋接上了关系。那时活埋人很多，有倒栽葱的，有露着脑袋的。我都在漫地走，一晚上就到了拐曲。我代表三区，参加了元旦庆祝大会。所以四0年的元旦我是在拐曲过的。
我当二区的区委书记是在拐曲庆祝大会以后了。大概汪元彬四0年七月份投的敌，我九月份去接的。开始都不敢去那个地方，怕敌人捉住。崔庄谁敢去？那是土匪窝子。我不管那一套。可是还好，汪元彬虽然投了敌，但没有把地下党的关系暴露出去。那时二区有几个关系：一个崔庄的，王学尤那个村，栾学勤的弟弟叫栾学黎、栾学诗，当时都是党员。还有一个王朝忠，是王集的。还有高庄的刘文明、水坡的汪金祥、汪堤的汪福杰。我到了那里以后，都给他们接上关系了。
卫东县的沿革情况你们清楚不？卫东在三八年的时候是临馆堂边区，三个边区组成一个县。县委书记是姜冠三，姜冠三走后是赵汝勤。姜冠三是三九年底四0年初离开的。开辟卫东那时，有郭少英他们，人多了，可能殿臣他们知道。
县委书记是姜冠三，组织部长是于长海，宣传部长可能是梁向明。因为那时不发生横的关系，谁领导我，我知道谁。堂邑三八年以后划归鲁西北，我们馆陶和临清划归冀南了。四0年正式划归冀南。因为那时封建势方有个吴连杰盘踞柳林，韩靖起占据清水镇，我们往南的交通被切断了，叫他们挡住了。
划归冀南是赵汝勤他们走了以后，四0年。四0年五月份我们重新组织县委，就在孙楼、倪庄这一带开会。那时候由高志学传达皖南事变情况，建立临南县。临南县包括临清城南和馆陶的河东部分。县委书记是刘殿臣，组织部长李力员，宣传部长颜海川。当时我们也有个竞赛，看馆陶搞得好，还是临清搞得好，看哪个区先打开局面。
临南县委建立后第一个解放的就是万庄。
孙楼、倪庄开完会，我们就组织临南大队，动员枪支动员人。临清那儿有个李黑子，当大队副，下边有几十个人，最后在江庄那边一个小村被消灭了，都叫日本鬼子捉去了。后来又组织，四三年的一、二月份，我记得在万庄，第一个在汪金禄家里开的会。我那时候已打入万庄伪区部。打进去的还有赵守乾，当了伪中队的联防队副。还有一个电话兵颜芳亭，是我们的党员。不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就是二十三，孙寨正逢集，刘殿臣把我和沈廷彬找了去，在汪金禄家开了一个会。决定沈廷彬负责拔朱庄的钉子，我负责拔万庄的钉子。我提出咱们开展竞赛，看谁先打开。沈廷彬是做的李棻堂的工作，他和伪区长李棻堂是亲戚。当然，李棻堂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如掩护我们的人员，敌人扫荡的时候到他那里住几天，吃几顿饭，都可以。但他毕竟是一个地主、伪区长，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叫他过来跟我们打游击，吃窝窝头，漫敞地里睡觉，让他缴械，那他是不干的。我在万庄据点搞的什么呢，就是做几个大兵的工作，一个当官的也没有，但我晚上出去回来，什么时候喊门他们都开。我的办法就是找那些传达兵、通讯员、护兵、马弁，大人物身边的那些佣人。这些人你给他一点小恩小惠他就认了。吴作修你给他多少礼他也不认。但他的护兵、马弁就不一样了。咱们的身份比他高，给他点甜头他就高兴的不得了。有一次八月节送礼，我们那里有个伪区长叫王汝盼，叫到馆陶给日本鬼子、伪县长送礼，没人敢去送。我说：“我去。官还不打送礼的呢。”就带着这些礼物，都有礼单，给王来贤的、吴作修的。那时候的伪县长叫周景尧，都是大头儿，还有日本新民会的。你能给他送进去吗？其实送不进去。我因为父亲在馆陶有个朋友，是个小职员，缮写员，和我年龄差不多。通过他，把电话员李元昌、吕登云，还有张士元，以及其他护兵马弁找去了，都是王来贤身边的人。先给他们弄顿饭吃。吃了以后跟他们讲了：“今天我是来送礼的。”礼单都摆到那儿，上边写着给谁给谁的。这个礼应该怎样送好呢？我说：“我也知道你们很辛苦。你们是不是愿意吃这些东西？愿意吃咱们有办法。”他们说：“怎么办呢？”我说：“礼物、礼单还得报上去，你们都得拿到上司那里去，叫他们知道。这些吃的东西呢，你们能分点就分点。”一个人三桃五个桃的，一斤二斤月饼的，大家都分了分。但礼单都交了。日本那儿没去，不给他送。后来说不行，还有个姓许的翻译，得给他送点，将来要夫要车要东西都是他管。我说好，给他送点。就说汪先生给你送礼来了。结果跟许翻译搞得还是不错的。有次馆陶三区出车，一个人出车顶了一百辆。怎么回事呢？一个叫张敬荣的是岔庄的，我说你只要说汪先生讲了，三区来了一百辆车，你一个人就顶过去了。因为管这个事的咱们都收买好了。这样既做了我们的工作，又给老百姓省了钱。我就是做这些下层人员的工作，同时，我们还在馆陶建立了一个情报站，也就是赵仲升的那个饭馆，他和姜之瑞在那个东方村饭馆当先生。这是打万庄以前的一段，是打万庄前的准备。
打万庄，开会是在汪金禄家的南屋。汪金禄没参加，汪金朝参加了，殿臣布置的。打万庄是两次，一次是误会了，说在万庄西边两个窑那里碰头，没碰上，部队又回去了。第二次是腊月二十三或是二十八，带队的叫夏全亮和政委左耀东嘛。晚上，我就在两个窑那儿等他们。当时的联络员是朱东璜（朱庄的，自杀了），再一个就是李春成，他是我们三区的老党员，瘸子。总共我们去了大概也不到一百人，有一个武工队，夏碧波（夏全亮）带着可能一个排（反正一个正规连队不到），县大队有二三十个人，那时侯都没枪。我带着他们喊开万庄的门。那天我事先跟站岗的，我记得是一个姓牛的打了招呼，我说今天回来的晚，十二点我回来，只要我喊门你就开。因为我常出门回来的晚。万庄那个墙你要硬打是打不开的，三层，一层是毒蒺藜加上铁丝网，二层是水寨，最后一层是土墙，三八六旅就没打开，很难打。敌人有二、三个中队在里边，一个乔柱民中队，一个孙国山中队。还有一个伪中队长叫乔仲民，头一天晚上来增援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的情报没搞清。怎么办？既然来了就打呗。喊开的万庄的西门，一开门就上去了，摸上了敌人的城楼。上边驻着敌人一个排。机枪都在那儿支着。咱们那些人一看到机关枪高了兴啦。我说不要动，敌人没有动静，朝里边摸进去。结果呢，咱们那些老战士一看有机枪又有子弹，城楼上的敌人都缴了械了，就嘟嘟、嘟嘟打起来了。把其他敌人都惊动起来逃走了，伪区长也跑了，伪中队长也跑了。我们缴了些东西，当天晚上就撤了。
第二天，我跟殿臣说万庄我不能再去了。殿臣说：“你还得去，你不去不行。”经过全盘考虑，我又二番头进去。说什么呢？我说因为回家，天晚了，没有赶上。连我的自行车、被子都叫人拿跑了。我问他们：“八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呀？你看看吧。”当然，咱们的地下党员知道。事先布置好的，一块站岗的随着缴械了。那次闹了不少东西。由于站不住，八路军遂就过河走了。
这是打万庄，这算第二次卫东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