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动身了，父亲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他们出问题。最后把凑的钱分了分，发给大家。他对黄姓干部说：“钱不多，实在凑不到了，你们路上买点东西。”战友接过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满眼泪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小山村慢慢静了下来。快午夜了，父亲说：“人太多，咱得一批批走。”他和我两个大叔，每人带着几个静悄悄地抄小路上了村北的“封山”脚下，从山边的羊肠小道上静静地前行。那晚，正好有朦胧月色，我们叫“月黑头天”，便于行走。走了几里，战友们停住了，叫父亲他们回去。父亲挑着担子，一再推辞，又走了几里。眼看就到常庄了，大家停了下来。那个黄姓干部夺过父亲的担子，低声命令式地说：“你们不能再走了，再走我们就走不了了。”“我想送送你们啊，这一别还不知道啥时候再见面？舍不得你们啊，呜呜--”父亲哭了起来，接着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黄没有说话，父亲流着泪说：“多保重啊，你们一路平安。”几分钟过去了，黄姓干部猛地一松手，拍了父亲肩膀一下，就头也没回地上路了。父亲知道，他的心在流泪。父亲他们停住了，没有再向前走，望着远去的战友，父亲的泪水在哗哗地流。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生离死别，父亲早也盼晚也盼想盼个喜讯回来，可一直也没盼到，再也没见到他们。
父亲送走战友回来，心情异常沉重，一是牵挂此行的战友们，二是心疼牺牲的首长和同志们，还牵挂我那不知是死是活的舅舅。他难过极了，趴到桌子上就放声大哭起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父亲那样的硬汉子，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看到父亲这样，母亲流着泪过来着急地问：“你们部队出什么大事了？和我说！”父亲没法瞒了，就把知道的简单地说了一下，母亲一听一下子就坐地下了，“哇哇”大哭了起来：“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哦，姐姐再也见不到你了啊……”父亲没有安慰母亲，俩人都在痛哭流涕。
说起舅舅，他和父亲可不是一般的姐夫小舅子关系。他俩从小在一起上学，参军以后又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国都君 ，是兄弟加同志关系。他们俩归同一指挥所，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那可是能互相挡子弹的人啊！父亲心疼舅舅一点不亚于母亲。
一时间，我的家被乌云笼罩着。我父母被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着，都不知道吃饭了。母亲就像着魔了一样，天天站着望着北面发呆。一天，母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就拿些农产品去集上卖了，买了两刀烧纸，回来炒了盘菜，捏了几个水饺，烧上香，一边哭一边念叨：“兄弟啊，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姐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有别的，姐姐给你做了点吃的，给你点钱，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给姐姐托个梦，姐姐能做的就帮帮你……。”
就这样，在父母心里，舅舅为国捐躯已成定局。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那天是我们东邢村集，母亲在集上由邻居指点见到了一个人。来人说是我父亲的同学，他给父亲带来了一封特别的信。父亲打开信封，突然惊喜地喊了起来：“啊！他舅还活着！”母亲也惊呆了，不知是哭还是笑了，一个早已认定死了的人又突然“起死回生”，简直太突然太惊喜了，父母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母亲死死地抓住信纸，过了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满含热泪听父亲念信，开头语还是那四个字：“华兄范姐”。
这是一封长长的信。舅舅在信中把从叛徒告密到培训班接到情报、撤退、与敌人交火、一直到自己负伤被营救，后来如何去博山等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他说，在部队向东撤退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遭到敌人伏击后，为了藏文件，他边打边退到河边的一块大石头跟前，急着把文件埋到石头下面。就在他刚要低头扒沙时，肩膀被一颗子弹穿过，鲜血刷地就流了出来。他忍着疼痛，趴在沙滩上拼命在大石头下扒了个洞，把文件塞了进去，埋好。刚要起身，突然俩战友的尸体压了下来，他刚要抽腿，一阵剧烈疼痛，鲜血又从大腿上流了出来，他动不了了，被死死地压在了下面。枪声结束了，敌人“哇哇啦啦”地排队清场，他们吆喝着朝战友的尸体上扎刺刀，舅舅虽然被压在下面也未幸免，大腿上又重重地挨了一刀，他再也支撑不住了，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刺醒，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只听一个女的说：“他醒了，给他喝点。”随后有人往他嘴里灌东西，稍微清醒后才看见那是小米粥。又饿又渴的他大口地吞着，慢慢地，他眼前清楚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地窖里，身下铺着杆草和席子，他的肩膀和腿全都包着，满身是血，揪心的疼痛。“活了！他真的活了！”有人在小声地喊着。是的，他被吉山村人救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感激的泪水洒满了前胸。
就这样，舅舅天天躺在地窖里，浑身疼得翻不了身。乡亲们天天守着他，轮流给他喂汤喂饭，有专人给他处理伤口。尽管每次用盐水清洗伤口都揪心地疼痛，豆大的汗珠刷刷地往下滚，有一回都把嘴唇咬破了，他还是顽强地撑着，还真不得不说舅舅不但是个大命人，还是一个特别坚强的男子汉。
舅舅咬紧牙关，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那一段，慢慢地好了起来。渐渐地肩膀能动了，又慢慢地腿能踡了。随着伤势逐渐好转，舅舅能扶着墙单腿站立了。这下他可高兴坏了，想，自己不但成了活人，还是一个能打鬼子的人。
慢慢地舅舅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他就天天在地窖里锻炼，晚上乡亲们把他从地窖里撮上来在院子里走走。就是腿上的伤实在太重了，一时半会好不了，一条腿一瘸一拐的。但舅舅已经待不住了，一心想走。乡亲们看见他伤不好，不放心，就一再挽留。可舅舅觉得给乡亲们的麻烦和危险太大了，鬼子经常来吉山“扫荡”，说不定哪天会让乡亲们陪着自己遭殃，实在待不下去了。
这一天舅舅真的要走了。他满含热泪给护理他的几个长辈磕了几个头，泣不成声地说：“乡亲们冒死救了我，治好了我的伤，可我无以回报，我一定重返战场狠狠打鬼子，以此来报答再生父母的救命之恩。”
动身了，舅舅没有去老家刘家台，去的是博山找他最要好的同学。那天，为了掩人耳目，乡亲们给舅舅穿上老百姓的破衣服，让他背着搭子，拄着棍子，挎着篮子，带上称，在四五个挑着山货的村民护送下，一瘸一拐地启程了。
吉山去博山，四五十里山路，中间要翻过一座大山，一路羊肠小道，道路崎岖坎坷。舅舅强忍着伤痛艰难的走着。他们天不亮就起身，晌午了才到博山。这里是敌占区，到处是鬼子，不时的看见他们端着枪驱赶着行人。要单独行动了，舅舅告别了那几个乡亲，用胳膊夹着棍子，手里挎着个破蓝子，一边走，一边停，一边吆喝：“卖花生了，卖花生哦！”一边向老同学家方向走去。
太不容易了，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了，才看见同学的母亲出门买菜。他就一边吆喝一边凑过去，大声喊：“老人家，你买花生吗？”随后递了个眼神过去，还附耳了几句，就听那个老人大声说：“来吧，我买几斤。”便跟着老人家进了家门。
舅舅和他这个同学是相当知己，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铁哥们，他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他的同学在伪军里干差，人缘很好。舅舅被安置下以后，他一有空就帮助舅舅锻炼身体，还给他买补养品，帮助治伤，一家人对舅舅真像对待家人一样。就这样，在这里待了半个多月，舅舅的腿终于不瘸了。他就托同学到处秘密打听部队，很快就有了结果，舅舅决定去找部队上前线了，临走前给我父母写下了这封长信。
父母看着信，一直是泪流满面。不管舅舅受了多少罪，总之是活下来了。人只要活着，就什么都好说，就是对亲人的最大安慰。舅舅最后对我父母说，他要归队了，今后的路一定更艰难，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联系，他让我父母放心，总有见面的日子，一有机会他就和我父母联系。
就这样，舅舅又去了打鬼子的战场。枪林弹雨，拼拼杀杀，又有好几次是死里逃生。他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打到新中国成立，南下又北上，跑遍了半个中国。中间好多年没和我父母联系，尽管我父母时时在牵挂着，但也坚信舅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舅舅给我父母稍过口信，也给家里报过平安。只是自古忠孝不能双全，舅舅一走就多少年，连我外公、外婆去世也没回家一次，成了他当儿子的一生的遗憾。
解放了，舅舅被安排到北京工作，1955 年秋天，好歹凑了几个路费，母亲带着我四岁的妹妹去北京姐弟见了个面，才知道舅舅生活也相当艰苦，工资很少，月月不够花，粮食按定量，天天吃不饱，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每到夏天和秋后，母亲就晒些茄子干、萝卜干，芸豆皮、干煎饼等东西，大包小包的给舅舅寄去。
1959 年以后，我们遭遇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生活极度困难，成天吃野菜、树叶充饥，一家人饿的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我也差点没被饿死，所以舅舅那边也顾不上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舅舅和其他老革命一样，遭到了造反派们的残酷批判和揪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度身体很弱。后来又听说舅舅调到了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拮据，彼此之间也就没了走动。这么多年都是我父亲和舅舅以书信联系的，我们姐妹也都没有参与。
由于我们姐妹四人一个个长大离开了家，对舅舅的情况知道的就越来越少了。直到父亲1983 年过世，悲痛之下，我才翻箱倒柜找到了舅舅的信封，按着地址给舅舅写了封长信，和他痛述了我父亲生病及逝世的经过以及我们姐妹对母亲今后的生活安排。舅舅也回了我一封长长的信，心情沉痛地说了很多知心活，也对我母亲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深情安慰。
本想以后就由我来和舅舅书信联系，继续母亲和舅舅的亲情传递，没想到还没等我缓过劲来，我母亲又在我父亲过世才两个多月后也匆匆离我们而去。悲痛加悲痛，揪心之痛使我再也没有心力给舅舅写信了，我更不忍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再告诉他，他唯一的姐姐也走了，实在太残忍了。
从此，与舅舅的联系也就划上了句号。
[ 作者：谢丽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