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的老年人大部分都知道汪洋台的来历。汪洋台记载了1942 年10 月在茶业口镇吉山村西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1942 年10月17 日晨，博山、章丘、莱芜三县5000多日伪军包围了正在茶叶口镇刘白杨村的泰山地委、军分区机关及军政干部培训班。鲁中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汪洋率众突围东行至吉山村西时，遭日伪军四面合围。汪洋率众浴血奋战，虽歼敌200余，但寡不敌众，汪洋等共计近300 人壮烈牺牲。汪洋同志时年仅29 岁。
为纪念在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军分区政委汪洋等烈士，在莱芜修建了汪洋台。1945 年7 月15 日碑立，碑文写道：“泰山区抗战过去最困难的年头，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敌寇五千余合击扫荡我淄川解放区。我以孤军三百余与敌鏖战于吉山。在众寡悬殊的严重情况下，我军充分发扬了英勇卫国的精神，弹尽继以肉搏，有用手榴弹与敌同尽者，有以牙咬敌者，有抱机枪跳井者，有毁械自尽者，有高呼抗战到底与敌拼死者。其志至壮，其义至烈。迄今伏思，犹历历在目，可歌可泣!其乃中华民族之优秀儿女也……。”
碑文记载着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的汪洋等烈士英名。
我的舅舅就是这次惨烈战斗中的幸存者之一。他身负重伤，在气息奄奄中被吉山村父老营救才顽强地活了下来。是吉山村父老给了舅舅第二次生命，我们一家念念不忘吉山父老乡亲的救命之恩。
舅舅的名字叫国京城，字都君，淄博市博山区刘家台村人。他个子高大魁梧，长方脸大眼睛，乍一看有点严肃，可一说话就感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舅舅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当时我外祖父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秀才，是个很开明很进步的教书先生。舅舅还和我父亲一道，在博山上过洋学堂。他学识渊博，知书达理，聪明过人。他是个老革命，在我的至亲里是唯一一个在京城工作的干部，也算个“大官”。因此，我从小就很崇拜他，很为有这样一个舅舅感到骄傲。
抗日战争一爆发，外祖父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和女婿送上了战场，参了军成了军人，并且还在同一部队，干的都是文差。当时部队文化人很缺乏，因此他们俩都是部队的文化骨干，深受部队首长器重。因为姥姥就我母亲姐弟俩孩子，因此我们家没有多少亲戚。亲戚少，话题也就不多。我小时候，每到农闲,父亲就喜欢给我们姐妹讲关于舅舅的事情，说他们俩在一起打鬼子的动人故事，记得我学生时期的作文里记录了很多他们抗日的战斗故事，但几十年过去，那些记忆已经所剩无几了。
舅舅从抗日战争一出去就没回过家，他参加数不清的战斗，也负过很多次伤，吃过无数次苦头，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安排到北京“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作，后来又去了交通部,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我们从未知道。那时，舅舅和我父亲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因为他处世低调，所以在信上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职务，就连这俩单位名称我们还是从信封上看到的。
我从小到大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记得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舅舅突然回家了一趟。来到了莱芜市常庄乡（现属于苗山镇）东邢村。那时我母亲已经双目失明，只能用双手从上到下摸了摸他。几十年没见的姐弟俩万分激动，悲喜交加。母亲泪流满面，上上下下摸着舅舅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舅舅也很伤感，流着泪说：“姐姐，我差点见不着你了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们把我折磨得差点没了命。当时我就想啊，要知道现在这么受罪，还不如在吉山战斗中死了呢！那时死了还是革命烈士，这么死了算个啥呀？”舅舅当时身体很瘦弱，脸色很憔悴。听着他的话，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更是泣不成声。
听说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揪斗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说我舅舅出身不好，是个中农。当时我外祖父是教书的先生，微薄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因此在土改时定了个中农。中农就中农嘛，又怎么样？再说了，我舅舅大半辈子在外面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为革命也是鞠躬尽瘁的人啊？家里那也是相当然的革命家庭，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呢？
第二个理由就更荒唐了。当时红卫兵扯着舅舅的头发，拳打脚踢着舅舅的身体，声嘶力竭地吼着：“听说在吉山战斗中八路军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活着？是不是叛变了？嗯！说！说！说！你是不是叛徒卖国贼！……”舅舅开始还认真解释着，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任其揪斗折磨。提起吉山战斗，父亲的心情就极为悲痛。回忆那场悲壮的战斗，想我舅舅、他曾经的战友，在战斗中受的罪，老人家每次都泣不成声。他讲道，1942 年10 月，父亲和舅舅所在的部队机关在我们莱芜市茶业口镇刘白杨村举办军分区干部培训班，他们俩也是该培训班的成员，培训班里大都是文官。
培训班刚开始不久，我父亲突然接到家里人报信说我爷爷被鬼子抓去了。这是村里汉奸告的密，说我父亲在八路军部队里当官，抓不到我父亲就抓我爷爷问罪。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心急火燎，不知所措。培训班领导知道后十分关心，叫他回家看看，想办法把爷爷救出来。于是，我父亲就由一位黄姓干部（父亲讲得有名有姓，此人是位八路军干部，职务是什么长，我记不起来了）带俩战友护送，连夜爬山越岭回到家里。父亲回家以后不敢公开露面，白天躲在地窖里（我家有一个大地窖，3 米多深，有两个拐洞，能藏10 几个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挖的。解放以后就用来放白菜、地瓜什么的）天黑了化装一下出来走门串户借钱。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跑到博山，找到他一位在伪军那边做事的同学，通过私人关系给鬼子送上钱，并通融了一下，好歹把爷爷救了出来。
被保出来的爷爷遍体鳞伤，在鬼子那里遭到严刑拷打折磨得已经不成样子。汉奸们把他抬出来放到路上，他们用大皮靴踢着爷爷，歇斯底里地威胁说：“回去告诉你那儿，叫他赶快回家种地！要再往外跑，下一回抓住你就别想活！”谢家族人赶紧派人把爷爷抬回了家。爷爷躺到床上一动不能动，成天呻吟，这可忙坏了父母亲，白天父亲躲在地窖里不敢出来，一切有母亲一个人张罗，她一边到处物色伤药，一边一口一口喂爷爷喝粥吃药，晚上再由父亲出来换班。经过家人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爷爷能起来坐坐了，父亲高兴得了不得，满以为爷爷伤好以后他就能归队了，没想到，一场吉山战斗，彻底让父亲绝望了。
那是1942 年10 月17 日后半夜，睡梦中的父母突然听到“梆…梆…梆…”急促的敲门声。父亲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就钻进了地窖，还以为是鬼子来抓他呢！母亲战战兢兢地走出去，到了大门跟前听了听，好像不是鬼子，就问：“谁？”“我啊，姓黄，是伯华的战友，前些天才来过的那个。”来人贴着门缝小声回答。“啊！知道了。”母亲赶快把门打开，跑回去喊出了地窖里的父亲，随后断断续续的进来了八个人。那位黄姓干部，看见父亲一下子就扑了过去，抱住父亲就“呜呜”的哭开了，父亲预感到发生大事了，赶忙把他们领进屋，让他们坐下，接着对发楞的母亲说：“快，弄吃的！”自己也进了饭屋烧水去了。
母亲慌慌张张地把所有剩饭和咸菜都端出来，接着和面烙饼去了。一会水开了，父亲这才赶紧打开两个战友胳膊上的绷带，用盐水给他们擦洗伤口，正好家里还有爷爷用的伤药，父亲就快速给敷上。父亲一边给伤员包扎，一边不安地问：“出什么事了？”“呜…呜…！”来人都哭了起来，“完了，完了，咱的人都完了。”父亲吓得面色苍白。正在这时，母亲把烙的饼端了上来，父亲用手示意不要说了，大家开始吃饭。“没好的，先吃点吧。”父亲为了缓和气氛，很抱歉地说着。“这已经很好了，我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只在河边喝了口水，没有你，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找口吃的。”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心里很是难过。
吃饭时，母亲一直在场张罗着，给这个递饼，给那个倒水的，吃完了，父亲开始安排母亲去给同志们准备铺盖，故意把母亲支走了。这时，黄姓干部开始讲他们的悲惨经历。他说：“昨天深夜，大家都在睡觉，突然接到情报说，章丘、博山的日本鬼子和伪军5000 多人已经开始包围咱培训班，部队需要立即撤退。一时间，一个个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汪洋书记也拿不好主意，等大家议论过后，基本统一了意见，决定从东面突围，因为东面是平路好撤，出去地面开阔，好疏散。可是当时我不同意，我出门看了看到处黑洞洞的，西面、南面、东面都没动静，只有北面有零碎的枪声，我就感觉这是敌人在声东击西放冷枪，可能北面的敌人最少，应该从北面突围才是。可是，决定已下就不好改了，更何况情况紧急，人慌无智。就在走的那一霎，我还是感觉要从北面突围，我就狠了狠心，喊了一嗓子‘想从北面走的跟我来！’就看见他们这几个跟了上来。天快亮了，我们拼命往北山上跑，敌人就开枪射击，一开火，我就发现北面的敌人不是很多，我们边打边撤，摆脱了敌人，还好就他们俩负了伤。我们翻过了曼岭进了茶业峪，在北山上藏了起来。”
“天亮了，我们在北山上听见吉山村西枪声大作，知道部队和敌人交火了，心急火燎的，很想下来支援，但知道就算我们去也是无济于事，只能是送死，就这样眼睁睁听着一阵激烈开火后没了动静。我们就知道完了，全完了，5000 多敌人啊，咱才几个？”他一面说着一面哽咽，在场的都在落泪。父亲一边擦泪一边摆着手：“别说了，千万别让你嫂子听见，都君（我舅舅）还在里面呢。”他们几个这才恍然大悟：“可不，他也在里面呢！”屋里顿时静了下来，一个个都为母亲难过，也为舅舅把攥着心。
人虽然住下了，但重要的是“保密”。这么多人一下子住到家里来风险极大，万一走漏了风声一切就都完了，父母忙忙碌碌地收拾着，弄了些柴草重新把地窖铺了铺，放了一些东西进去，白天来人就住到地窖里，三顿饭都由母亲用绳子和提蓝往下送，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大家接上来，住到屋里去。大家也得吃饭呀，连家人一共十几口呢！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忙个不停，一会推碾，一会推磨，一会下厨，竭尽全力把饭菜做得好一点，可口一点。父亲白天不敢出去，在家也闲不住，一会给伤员擦药包扎，一会从后窗户小声和我的三爷爷、四爷爷联系，把一些“任务”安排下去。因为光靠我们一家哪能行啊？战友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可靠的亲支近份帮忙。
18 号上午，母亲跑了好几家凑了几斤面，剁了一盆饺子馅，叫来了俩大婶帮忙，给同志们包的水饺。尽管少油无肉，大家还是吃得很香。父亲有些抱歉，边让着大家吃边说：“凑合着吃点吧，我们是光有心没有东西啊。”战友们围在地窖里，点着头说：“嗨！这已经相当好了，咱多少年没吃上饺子了？真是特别香来！”
为了给战友们准备行囊，父亲开单子一样一样地给几家可靠的人安排了下去，有饼子，窝窝头，咸菜，盐，白布，钱，药，担仗，摘筐，衣服，农产品，秤，葫芦头……各家就按着单子去准备。唉！那个时候穷啊，有的连条破裤都腾不出来。母亲找出了自己织的白布，棉花，用锅煮了，晒干，把布截的一块一块的，有俩毛巾那么长，在边上都剪了口子，双起来每人一块，准备包扎用。刀伤药也是母亲准备得最多，因为爷爷伤得厉害村里人都知道，可以明风大浪地去物色，还不被怀疑。这药主要是中药，是老百姓自己常用的，有些是自己采的。
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天多的时间就已经准备齐全。19 号夜里，他们真要启程了！父亲舍不得战友走啊，是一再挽留。可那位姓黄的干部说：“我们不能再待了，如果再待下去会出危险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出事，大伙都受连累，一个也活不了。”没办法，吃过晚饭父亲就开始给大家“打扮”起来，每人换上了一身粗布破衣，个个满身补丁，一个破席夹帽子，有的肩上搭个“布搭子”，有的肩上斜背一个破包袱，盛的是干粮和咸菜等东西。为了路上行动方便，还有几个挑了担子，筐里放些地瓜、红萝卜、白萝卜、葱、白菜，蒜啊……，反正很像赶集的样子，这些东西又可以在路上当饭吃。另外，还拖上了几条长棍子用于防身。
装备好了，父亲左看了右看，尽量想少出破绽，最后拿出夜里绘的行动路线图交给了他们。说起这张图，父亲已经两晚上没睡觉了，精心把战友往西去的路线画了一张图，上面山脉、河流、村庄、大路、小路等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沿途哪个村是几月几日逢集都标得仔仔细细，怕路上遭受盘问。我还不得不说父亲不光有才，还是个特别心细的人。[ 作者：谢丽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