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浮夸风愈演愈烈，说大话、假话司空见惯。但也并非人人如此。有两篇论文当时我就研读了，也有倾向性的看法，一篇是艾思奇同志的《有限无限的辩证法》（油印讲话稿），文中说事物的发展从总体讲是无限的，而从一定时期和范围来讲有是有限的，文中提到了目前一亩地产多少万斤粮食是不可能的。一篇是吴芝圃同志的论文（载在某刊物上记不清了）题目是《跃进的哲学和哲学的跃进》，其主题思想是赞同当时的主观跃进意识。我从内心是赞成艾思奇同志的观点而不赞成吴芝圃同志的观点。而在当时从表面上看，吴的观点是占优势的。
这一年从学校来讲和从我的家庭来讲是很不平静的。
从学校来讲，粮食、油、菜供应短缺，师生员工普遍患上了浮肿病和肝炎，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到郊区冯湾村办农场，由我和教育科第二科长刘汉民带队（学生轮流到岗），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学校的秩序还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主要是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力结合的教育。另一个原因，从学校各级领导到全体师生，大家都是同甘共苦的。缺粮、缺油、缺肉是全国性的问题，胡乔木同志曾发表文章，提倡用人工办法制造小球藻补充粮食的不足，在1959年年关座谈会上副省长稽文浦建议，把小麦秸秆炒焦磨碎，掺到粮食里吃。我们学校也自制了小球藻，但为数甚少，主要是到野外挖野菜、割能吃的野草等。
从我的家庭来讲，困难非常大，很不顺心。第一件事是，我的爱人李桂兰同志（当时任学院人事、保卫科长），被列为批判对象，而且批判时间较长。主要罪名是她看到河南日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大红字标题是“遂平县全县小麦亩产二千斤”，就随口说了句“净吹牛”，而且用手把报纸在桌子上推了一下。另外，她在1959年的一次学习班发言中，引用了“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句子。第二件事是我们有五个孩子，只有两个上了小学，都需要照料，原来雇用的保姆，公社化以后认为是雇佣劳动不准用了。那个时期，我要下食堂、到农场做管理工作和适当的劳动，爱人上班时挨批斗，下班后料理家务，特别辛苦。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和平岁月中，尽管也有过艰难困苦，但心情愉快；此次却不然，很不顺心（包括我在省里所受的批判）。她挨过批斗回到家后，疲惫地坐在地上唉声叹气的说：“到底该怎样检查呢”？当时对她的批判，我是不能参加，是回避的，但每次回到家里，我都要问她“过关了吗”？批了多少天我记不清了，但那种屡次被批后得情境我记得很清楚。批斗过后等了若干天，领导上写了个材料叫她表态，内容许多是编造的，这时我向她建议，只写名字，不写“同意”二字，结果处理的意见是“开除党籍”。在党支部研究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16岁参加革命，对党有感情，是否不要开除，留党察看，以观后效为好”？这个建议被接受了。1962年市委专门为李桂兰同志彻底平反。
1960年，可以说是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要求全面改造，钢、粮和其他产品仍然是指标，但人民都在饿肚子。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逼索债款。这无疑于“雪上加霜”，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炼2000万吨钢的计划，叫做“争气钢”。年底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但头脑仍不够冷静，如钢产量仍要求1961年达到2010万吨。我当时认为“争一口气”是对的，要当英雄，不要跪倒在人家面前。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的时间，不仅没有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反而落了个少、慢、差、费。这是个沉痛的教训，其根本原因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不仅让我们国家在物质生活方面遭到很大的损失，在精神生活上，党内的民主方面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使人不能、不敢说真话。从而即害了群众，又使许多干部犯了错误（如在河南的信阳事件中，饿死了许多群众，一些干部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党纪和行政法律处分）。
实践出真知，任何人都是如此，毛主席也不例外。我记得毛主席在1960年特别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平均主义问题是极端的问题（当时是指生产大队之间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如不解决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说对于这个问题，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是不堪了了，一知半解的，这些毛病也要改正。改正的办法就是深入作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作到情况明了，过去几年所以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个原则是什么具体时间讲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哲学原理。
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并提议向下传达。当时有人不同意传达，毛主席说，难道我就不应该犯错误吗？（大意如此，我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是听传达的）当时对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的错误是认真对待的，也下决心采取了纠正措施，如制定《农村十六条》幅度降低、减少工业项目，控制和减少城市人口，逐村的经济体制由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教育，队为基础”等。使工作进一步切合实际。从大局讲，我作为一个工产党员是服从的，但从学校的具体情况讲，是我一生最痛心的。把1956年成立的正规学校，1962年停办撤消了，而这所学校是以我为首牵头创办的。“小局服从大局”是我们当时向全体教职工进行思想工作的纲要，为此，我曾数次向省教育厅、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提议缩小规模，保存教师队伍，设备和图书资料，形势好转了立即恢复，但没有被接受，我当时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心情不够愉快，而且有埋怨情绪，并对教育厅表示不冷静，甚至发了脾气。处理这个问题在当时分量不轻，干部、教师、学生都要妥善安排，特别是教师，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但在当时强调“服从分配”因而阻力虽有，但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发生闹事的现象，其中一部分人还比较满意。如：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教学的教师和部分职工，分配到郑州大学。而有些人却是很不满意的，如新招的的学生责令返乡，一部分教师被分配到与自己业务不对口的单位，有的返回家乡（个别的）。为了减少城市人口，省建工厅领导号召：“上自厅长，下至炊事员，谁提出返乡回家，就批准”。当时就有人说：“你当厅长的为什么不带头返乡呢？”。
学校被撤销，停办后只留下梁振英、董有本（副校长）等二十五人处理善后和看守校产，于恩华被调到安阳钢铁公司工作，刘明德调到省建工厅子弟中学任校长，我被调到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任党委书记。
在1962年这一年时间里，党中央一方面对过去批判错了的一部分同志进行了平反，另一方面又提出反对翻案风，加大了阶级斗争的力度，强调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且同“国外帝国主义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由于帝国主义当时对我们的封锁欺侮和苏联变修的事实，因此，我是赞成这一论断的。但是具体应该怎样做，却是心中无数的，反而感到社会主义这一关不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