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小组全体会议一开始，副组长张延积就宣布，由于建筑学院徐国通右倾思想严重，今天在小组会上作检查，希望大家注意听并准备作严肃的批判。接着我作检查，我环顾了一下会场，与往日不同，会场增加了一些人，其中有郑州市委书记王黎之（省委委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市委组织部部长、文教部副部长等。我的检查大约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主要内容就是对“大办钢铁”和“试验田”的言论，以及对自己言论的分析和自我批评。还检查了自己的：“好久没吃到白色的好豆腐”之说，我检查完毕后，上午的时间差不多用完了，组长宣布休会，下午进行揭发批判。
整整一下午的揭发、批判，没有什么揭发出来的新内容，都是根据我的检查内容进行批判。而且这些批判多数都是一些上纲、上线的词句，什么“右倾”啦，“反对大跃进”啦，“反对大办钢铁”以及“反对多快好省”等。而且每个人在批判前，都有“根据徐国通的检查”的语句，都不称我同志。但有一位与众不同，那就是农学院院长许锡濂同志，他在批判中叫我同志。而且联系他自己的实际，其内容不仅不像批判，简直是对我的认识的补充，他说：“我是人大代表，在担任河南省农、林、水办公室主任时，听说天津有亩产水稻五万斤的事，我们就到现场实地考察，结果看到的是把几十亩水稻割后捆成捆，挤在一亩地里，介绍人说都是在这堆地里长的。我用手一拉，外面的倒了，就看到里面一捆捆的水稻。”许锡濂同志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们人大代表到新郑县和密县参观所谓剩余粮食，确实看到许多粮囤，但是外面装的粮，里面装的都是草，我用棍子捅，囤囤都是如此”。说完了这两件事后，许锡濂同志接着对我批判，说：“我不像徐国通同志那样到处讲，讲了就影响大跃进，应该批判”。
听了我的检查和大家的批判后，市委书记王黎之同志发了言，对我的问题定了调子，他说：“我听了徐国通同志的检查，认为很深刻，我的意见就过了，不要再批判了”。大家听后都表示同意。王黎之同志的发言，使我深受感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仍然叫我同志，而且说不在批判了。“同志”两个字对我来说是最亲近、最亲切不过了！晚饭后小组开积极分子会，我到宿舍躺下，想着“同志”这个称呼，兴奋过度、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小组全体会议，组长（忘了是王子光还是张延积）说：“徐国通同志的问题过去了，下面要批判许锡濂，大家都听到了，许锡濂在批判徐国通时公然跳出来反党、反对大跃进”。许锡濂同志听后马上一愣，直着双眼，嘴颤颤的说：“我说的都是真事呀，一点都不假”。我听后沉思着：‘我说的也不假呀，不是批判了吗？’这种事，现在讲起来简直是笑话，而在当时是极其严肃的，是上纲上线的。对许锡濂同志批判了一天半，接着批判宋辛韦（农学院党委书记）和阎辛吾（郑州师院院长）。对阎辛吾同志的批判最严，时间最长。在这次会上，驻郑州市的大专院校只批判了我们四个人，全省教育战线还集中批判了教育厅副厅长×××。直到会议结束，我没有揭发批判任何人，领导者没有要求我这样做，我个人也觉得没有这个资格。有两件事，我和刘明德同志心照而不宣，都没有检查和揭发。第一件事是1959年秋末，郑州市某一领导说，郊区的红薯每亩能收五万斤，梁振英、刘明德和我都不信，梁振英提议对市委提出要求，在出红薯时到现场观察，以明真相。而当我们向市委提出这个要求时，被拒绝了。第二件事是1959年春夏大旱，在收小麦之前，梁振英、于恩华、刘明德和我四个学院领导人，在收音机前听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讲话，其中讲到小麦的收成时，他说：“今年的全省小麦平均亩产700斤有把握，1000斤有希望”。我们听后都摇头嘲笑，认为这是瞎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四人除于恩华外，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且都做过农村工作，对小麦当时的产量有一定的知识，由于天旱，致使小麦抽穗都困难，出来的穗又小又弯曲。大家一起议论，认为吴芝圃同志之所以这样讲，一是他没有农业知识，二是下面汇报假情况，即使他真的看到小麦生长情况，也是别人安排的水肥比较好的地方，使他受到蒙蔽。上述两件事，直到1962年反右倾结束也无人提及，如果提出来，无疑也是罪名。
省里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结束后，我和刘明德同志回到学校。当时强调书记挂帅，贯彻会议精神的责任，自然就落实到刘明德同志身上（他是政治副院长，是党总支书记）。这时学校领导层的团结还是好的，没有发生分裂，有时还在一起讨论说：“以后到上面开会，不要早发言，早发言一定落后，晚发言就先进”。议论以大办钢铁为例，当时我们是第一个发言，提出日产钢50吨、第二个发言的就是100吨、第三个是150吨……。当时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到底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呢？还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对”？从个人利害得失考虑应取后者，从党和人民利益考虑就取前者。我想起了张柏园同志的一句话：“看不准的问题不要轻易的点头和摇头”（张柏园同志当时是主持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长）。但什么是准，什么是不准呢？难道我对“试验田”和“大办钢铁”的问题看错了吗？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困扰在这个矛盾之中，但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以后能不说的尽量不说。
由党中央郑州会议的以防“左”为主，到庐山会议的反右，时间并不长，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令人不解。所产生的原因，只有由事实和历史来决断。庐山会议后，最响亮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主席提出是拥护的。说实在话，把一切言行都用阶级斗争来衡量，我并不赞成。但却不敢讲，这也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是不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八大以后提出来的，由于毛泽东在我头脑中不可动摇的威信，我还是认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
由于基建项目过多，技术人才不足，省府决定，我校1956年所招四年制中专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