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以此中心来开展进行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矛盾，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的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两类不同矛盾的处理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六月中旬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我和刘明德同志参加了省委召集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传达中我记得毛主席说：“党内存在国民党作风，必须整顿掉”(大意)。各单位都在发动群众提意见，我们在会议上也都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正在进行中，副校长于恩华同志到会上找到我和刘明德同志汇报校内情况，他说：“乱套了，满院都是大字报、意见书，有的公开骂三个校长是三条狗”！我们劝于恩华同志要“沉住气，不要顶牛”，毛主席说党内有国民党作风，我们千万不要犯错误。又过了若干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从此，调子起了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转为以敌我矛盾为主，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进行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会议结束返回学校后，反右派斗争就开展起来了，首先是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传达省委精神，成立反右派领导小组，推举我为组长、刘明德为副组长、薛益芝为办公室主任，由于我所担任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较重，所以反右派的具体工作由刘明德、薛益芝负责。组织建立后，接着就是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整理材料报市委批准后开展批评斗争。学习的内容与八大文件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工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不太一样了，而是强调“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此强调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回忆当时的思想状况，不管自觉不自觉，我自己是拥护的，首先是自己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加之传达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事实，因此认为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绝不能丢失，应该进行斗争。但是具体进行中我往往徘徊动摇，下不了手，主要是对于什么样的人是右派分子看不清说不明，即使在领导组内也时常争论不休，也有的同志像我一样拿不准，所以往往把统一不了认识的问题（是否右派分子）提交市委定夺。如：共青团校团委副书记陈清同志，在听到北京有人说：“共产党的政策虽好，但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此人被划成右派）他表示同意，原因是他父亲被县委组织部整错了（山东某县）。在领导组讨论中，有人主张把陈清划为右派分子，有人则不同意，我是不同意的，我的理由是，陈清同志十四岁参加革命，对党是有感情的，而其父亲确实是被整错了的。同意划右派分子的理由是，陈清与北京的那个右派分子的看法、说法完全一样。在这种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提议把情况向市委汇报由市委决定（领导组未进行表决），第二天薛益芝带着材料向市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这位领导同志说：“这是个十足的右派”，是谁不同意的？薛益芝同志如实汇报了（我听了后仍提议不划为好，给个处分，留在党内，以观后效，但未被接受）。为此，还在1959年反右倾中点了我的名。
反右派结束后，我校所划右派数量与兄弟学校相比最少（在教职工划了六名，在学生中划了十二名“右派分子”后来都予平反了）。
党中央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经作了结论，认为这场斗争是必须的，但在实践中犯过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即肯定成绩又纠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试想如果容忍把党的领导地位攻击为“一当天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主张“共产党和其它党派轮流执政”，公然提出“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和“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等等，而不加反击，不进行批判和斗争，那岂不是束手断送社会主义和革命成果吗？而对于犯有一般错误的人当成敌我矛盾了处理，或者根本就是批判错了而不加改正，必然要脱离群众，同样是不对的。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认为是正确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如果对此不加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应该承认国内的敌对分子和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还不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